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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本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法律上無明確規定時，有罪也不定罪。檢察部門和司法當局往往利用這種法律條文上的模糊性和漏洞，為那些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官僚的瀆職行為開脫罪責。例如，在日本的《公務員法》和《政治資金限制法》上，對“政治資金”無明確界定，因此法院往往把賄金認定為政治資金，變有罪為無罪；在《政治資金限制法》上，對政治捐款雖有一定限額，但是漏洞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個人向政黨或政治資金團體捐款超過1萬日元就要申報，但向一般政治團體（自民黨議員和各派閥都有此類專以集資為目的的團體）捐款，其申報基數為100萬日元；至於近幾年來氾濫成災的所謂“政治宴會”，純屬集資活動，但在該法上無一限制性規定。除以上法制上的疏漏外，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也使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漸趨失靈，司法部門偏袒或姑息政治家瀆職行為的現象屢見不鮮，至於檢察當局就更易受行政權力的操縱。從日本戰後發生的“煤礦國家管理法”案（1947年）、“造船”案（1954年）、洛克希德案（1976年）等大案的查處看，即便是行賄者和涉嫌政府官員受到某種處罰，除涉嫌政治家田中角榮等少數人外，多數人受到包庇，或判無罪。裡案的案情更有特殊性，一是股票的轉讓與交易，無論是在《商法》、《所得稅法》，還是在《政治資金限制法》上，都無嚴格限制，有空可鑽；二是儘管有16位國會議員接受了裡庫路特公司的股票轉讓，並透過轉讓獲得利益，但裡庫路特公司的行賄是著眼於未來，放長線釣大魚，因而在多數情況下，行賄者和受賄者之間的錢權交易尚未見之以果，不好找到具體罪證。這就更容易使以權謀私的政治家們金蟬脫殼，溜之大吉。
但是，法制上的疏漏不能為政治家職業道德上的腐敗行為提供辯護，廣大國民對自民黨政治的不信任也不能因此而煙消雲散。因此，當東京地方檢察廳宣佈偵察工作結束時，廣大日本國民的期待化為泡影，留在他們心中的只是失望和憤慨。日本社會黨等在野黨紛紛發表談話，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檢察廳的行動“雷聲大，雨點斜，”虎頭蛇尾“，”對政治家的讀職行為追究不徹底“，”放走了首惡，草草收場。
7月23日，日本舉行了每隔3年一次的參院選舉，廣大國民迎來了利用手中的投票權回敬執政黨的機會。不出人們所料，在這次選舉中，社會黨旗開得勝，執政的自民黨慘遭失敗。選舉結果，自民黨30多年來在參院一直佔據過半數席位的優勢沒有了，社會黨等在野黨席位的總數超過了自民黨。
參院選舉結果給政局帶來了動盪，6月2日剛剛取代竹下上臺的字野宗佑首相，因自民黨在選舉中失利而引咎辭職，字野政權僅存兩個月就不打自倒。風雨交加的自民黨政權又不得不“換馬”，由自民黨內小派首領海部俊樹出任新首相，這是1989年第3個自民黨政權。
1989年在日本是改朝換代的年份，裕仁天皇過世，明仁天皇繼位，年號由昭和改為平成、“平成”一詞來源於中國《史記》“五帝本紀”中“內成外平”以及《書經》“大禹謨”中“地平天成”等語句，意在希望國內外和平安定。不幸，這個平成元年竟成了多事之秋，民怨沸騰，政局動盪，執政的自民黨受到衝擊和重創。原因何在？裡庫路特案件或許能告訴我們。
第7章 魂歸異域的專制君主
——巴列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當時的伊朗國王禮薩·汗雖然宣佈伊朗保持中立，但明顯傾向希特勒德國。1941年，盟軍進入伊朗，決定將禮薩·汗驅逐出境。在盟軍的壓力下，1941年9目16日上午9點多一點兒，當時的伊朗首相福魯吉在眾議院向主體議員宣讀禮薩·汗的文告：“朕，伊朗國王，遵奉上帝和國家的旨意，在此莊嚴宣告引退，並讓位給我的愛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繼……”。9點30分，這個文告被眾議院批准。10點多鐘，禮薩·汗把他的長子巴列維叫到他的身旁，滿懷深情地說：“如果你能夠及時地宣誓就任國王，這是當務之急，你一定要竭盡全力，保住伊朗孔雀寶座。他們會千方百計地要把你從國王寶座上攆走。所以，你就得要有耐心，並且善於審時度勢，看風轉舵。這次戰爭總會結束的。蘭戰爭真的結束時，你一定要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