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走那天，他吃過午飯，在門廊裡等她。她一看見他，臉刷地紅起來。她對他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女僕屋裡的門開著，想走過去，但他把她攔住了。
“我想跟你告別，”他手裡揉著裝有一百盧布鈔票的信封，說。“這是我……”
她猜到是什麼，皺起眉頭，搖搖頭，把他的手推開。
“不，你拿去，”他喃喃地說，把信封塞在她的懷裡。他象被火燙痛似的，皺起眉頭，哼哼著，跑回自己房裡去。
隨後他在房間裡來回踱了好一陣，一想起剛才那一幕，他渾身抽搐，甚至跳起來，大聲呻吟，彷彿肉體上感到痛楚似的。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大家都是這樣。申包克同家庭女教師有過這樣的事，這是他親口講的。格里沙叔叔也有過這類事。父親也幹過這樣的事。當時父親住在鄉下，同那個農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還活著。既然大家都這樣做，那就是合情合理的。”他這樣寬慰自己，可是怎麼也寬不了心。他一想起這事，良心就受到譴責。
在他的內心，在他的內心深處，他知道他的行為很卑鄙、惡劣、殘酷。一想到這事，他不僅無權責備別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說象原來那樣自認為是個高尚、純潔、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須保持原來那種對自己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地滿懷信心活下去。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去想它。他就這樣辦了。
他開始過新的生活：來到新的環境，遇見新的同事，投入戰爭。這種生活過得越久，那件事的印象就越淡薄，最後他真的把它完全忘記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戰爭結束以後，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拐到姑媽家去，這才知道她已經不在了。他走後不久，她就離開姑媽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個孩子。兩位姑媽聽人家說，她完全墮落了。他心裡很難受。按分娩時間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兩位姑媽都說她墮落了，因為她象她母親一樣生性淫蕩。姑媽們這種說法他聽了高興，因為彷彿替他開脫了罪責。起初他還想找尋她和孩子，但後來，由於想到這事內心感到太痛苦太羞恥了，就不再費力氣去找尋，而且忘記了自己的罪孽，不再想到它。
但是現在，這種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著他承認自己沒有心肝，承認自己殘酷卑鄙，良心上揹著這樣的罪孽，居然還能心安理得地過了十年。不過，要他真正承認這一點，還為時過早，目前他所考慮的只是這事不能讓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辯護人不要把這事和盤托出，弄得他當眾出醜。
十九
聶赫留朵夫正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從法庭走到陪審員議事室的。他坐在窗邊，聽著周圍的談話，不斷地吸菸。
那個快活的商人顯然很讚賞商人斯梅里科夫尋歡作樂的方式。
“嘿，老兄，他現得真夠痛快，純粹是西伯利亞人的作風。
他可實在有眼光，看中了這麼個小妞兒“
首席陪審員發表一通議論，認為此案的關鍵在於鑑定。彼得·蓋拉西莫維奇同那個猶太籍店員開著玩笑，因為一句什麼話哈哈大笑起來。聶赫留朵夫對人家的問話，總是隻回答一兩個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別人不要來打攪他。
民事執行吏步態蹣跚地走來邀請陪審員回法庭，聶赫留朵夫感到心驚膽戰，彷彿不是他去審問別人，而是他被帶去受審判。在內心深處，他覺得自己是個壞蛋，沒有臉正眼看人，但習慣成自然，他還是大模大樣地登上臺，緊挨著首席陪審員，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一條腿擱在另一條腿上，手裡玩弄著夾鼻眼鏡。
被告們已被帶出去，這時又被押送回來。
法庭裡新來了幾個人，都是證人。聶赫留朵夫發現，瑪絲洛娃幾次三番盯著那個滿身綢緞絲絨、珠光寶氣的胖女人瞧個不停。這個女人頭戴飾有花結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著一個精緻的手提包，坐在欄杆前第一排。聶赫留朵夫後來才知道，她是證人，是瑪絲洛娃所在那個窯子的掌班。
開始審問證人，問他們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後庭長征求法官意見，證人要不要宣誓。接著那個老司祭又勉強挪動兩腿走出來，又把綢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拉正，又那麼鎮定自若地帶領證人和鑑定人宣誓，滿心相信他正在幹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畢，證人都被帶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問她關於本案知道些什麼。基塔耶娃裝出一臉媚笑，每說一句話，戴著高帽的頭就往下一縮，帶著德國口音詳詳細細、有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