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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以來，希特勒吸收了約3。5萬名新黨員。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進行另一次革命的準備。“當我的狂想和對整個德國人民的熱愛要我這樣做的時候”，希特勒對紐倫堡的聽眾說，“我只能採取行動。”講演時，他從未這樣動過感情。“你真無法想象，這人開始演講時，聽眾有多安靜。”那年10月，一個熾熱的追隨者在她的家書中寫道。全體聽眾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時候，我幾乎覺得，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無條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個入迷的聽眾離希特勒之近，幾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橫飛。“對我們說來，此人是個旋風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們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辯論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講中是不靈的，而是用狂熱地高聲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還是震耳欲聾的重複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節奏。這他學會了。這種方法能強有力地鼓動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蠻的效果。”
在巴伐利亞，這種煽動性演講所帶來的壓力，使馮·卡爾無法執行其公務，儘管他有獨裁的權力。雖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亞的許多領導人都向他施加壓力，要他溫和地對待希特勒。巴伐利亞的和平原是民族主義的和保守的，對希特勒之粗暴行徑和激憤言論，雖然許多人表示遺憾，但他們也與他一樣，夢想德國強大和恢復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卻誤將人們引上納粹的岐途”，巴伐利亞民主黨一個自由派黨員說，“這些人原也想真誠地為國為民服務。”出於這個原因，巴伐利亞警方人士雖然滿腔怒火，卻未怎麼幹預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亞的陸軍司令奧托·馮·洛索夫將軍，在柏林來令要制裁希特勒並封閉其報紙時，抗拒了這一要求。由於洛索夫繼續違令，遂被解職，但這一行動激怒了巴伐利亞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亞州國防軍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亞駐軍集體違令，幾乎等於叛亂。他們向巴伐利亞政府宣誓與魏瑪共和國脫離關係，“待巴伐利亞與帝國的關係重新得到調整時，本人才恢復服從上級軍官的原則”。這是合法的、正式的沒有暴力的反叛——儘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會發生國內戰爭的”，巴伐利亞一內閣成員私下對羅伯特·墨菲說，“只不過是國家這條航船太偏向左邊罷了。糾正這種情形，過去是，現在仍是巴伐利亞的責任。”
馮·卡爾委員本人也發表文章攻擊聯邦政府。在《慕尼黑日報》上，他為巴伐利亞之違令開脫，並號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總理的新政府。斯特萊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篤信自由和政治權利。斯特萊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義者。他攻擊說，在普魯士，有3。2萬名馬克思主義者佔據了各種官職，“因此，國內的政治純粹是馬克思主義的，就是說，他們是與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背道而馳的。他們的目標是強迫、鼓動、煽動和街頭打架。外交政策正變成國際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權的人們卻處心積慮，不讓德國再次強盛。”這些思想和言論，與希特勒的，可說如出一轍。
數天後，馮·洛索夫將軍——儘管被魏瑪共和國解職，此時仍指揮其部隊——據報道，作了一次講演，宣稱只有三種可能性：一切如常，“依舊老牛拉破車”；巴伐利亞與帝國脫離；向柏林進軍，宣佈對全國實行專政。希特勒全力支援最後一個建議。把巴代利亞從聯邦政府中游離出來，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為一旦獨立，巴伐利亞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盧伯萊希特為國王的君主政體。（*為了說明希特勒內層之不和諧，羅姆上尉曾兩度試圖與盧伯萊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盧伯萊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與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麼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羅姆建議，由希特勒、魯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統治巴伐利亞，以此州為基地，由各愛國組織共同起義，武裝入侵北德，將之併吞。“我對他說，這是胡說八道”，盧伯萊希特的政治顧問回憶道。“）然而，如果馬伐利亞不宣佈獨立，他是否能迫使馮·卡爾委員和馮·洛索夫將軍加入他的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