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共產主義。”
在全歐，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人們越來越相信，國會縱火案系納粹所為。有訊息透露，戈林的大樓與國會大廈有地道相通。這使人們大吃一驚，並加強了人們的上述看法。於是，國外呼聲四起。然而，這一軒然大波卻加速了希特勒對範·德·盧勃及其共產黨嫌疑犯的審判——雖然警方曾提出客觀報告說，“此案無疑係盧勃一人所為。”這一決定是愚蠢的，因為，希特勒原以為審判可速戰速決並迅速澄清是非，但實際上審判卻拖延了數月。這便為他的國內外敵人提供了把柄。
（3）
國會大火一案，卻也在短期內有利於元首。由於選舉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數德國人對革命的恐懼。當一隊隊褐衫黨徒將共產黨人之競選宣傳路牌拆除並換上他們自己的時，反對者寥寥無幾。希特勒並未犯宣佈共產黨為非法黨的政治錯誤，只決定待選舉後再議，以免工人階級之選票落入社會民主黨人之手。納粹在全國大量散佈恐怖訊息，說赤色分子在採取嚴厲措施後必然將國人投入血泊，並號召選民授予國社黨統治權。戈林更直言不諱：“同胞們，任何法律上的考慮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選前兩天，他在法蘭克福對一群聽眾說：“任何官僚機構均無法挫敗本人之措施。我不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務是破壞和消滅。這是一場反對混亂的鬥爭，我將不動用警察去進行這場鬥爭。資產階級的國家可能會這樣做。當然，我會最大限度地動用國家權力和警察的，親愛的共產黨人士，所以，千萬別得出錯誤的結論。在這場鬥爭中，我將領導褐衫黨人殊死戰鬥，我的手，將緊緊卡住你們的喉嚨！”
這是直言不諱的供詞：在法律外動用殘酷的暴力，而這個供詞也只有在國會大火後充電的空氣中才能作出。納粹有幸的是，巴本·興登堡之流，以及工業家們，對這些驚人之詞漠然處之，並大力支援希特勒競選——儘管有時是無聲的支援。普魯士財政大臣對一位奧地利來訪者說，只要“講求實際的、可敬的”諸如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內閣，納粹便無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爾一類的丑角的激烈言論不得認真相信，原因是，“實際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邊”。
工業家們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舉行的一次會議上，25名工業家竟承包了大選的費用。在克虜伯·馮·波侖代表工業家表示一致支援希特勒後，戈林便提議募捐：“如果諸位相信，在此次選舉後10年內，或許在百年內不會再有選舉，那末，我們所要求的犧牲便較容易承擔。”這個對結束民主程式所作的威脅，銀行家沙希特卻當作是個保證。他說：“先生們，現在請解囊吧！”工業家們接著便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老克虜伯代表全魯爾捐助100萬馬克（約值25萬美元），I·G·法本的代表認捐了40萬馬克。其他人也作了認捐，總數達300萬馬克。
由於有這些錢可供支配，國社黨與另外兩個聯合夥伴，便在全國掀起了大宣傳。國社黨人的主要演講都透過電臺向全國廣播。對沒有收音機的人們，他們便在街頭和廣場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諾和威脅都透過這些喇叭嚎了出去。為證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興登堡的名字。數月前，就是這些人，曾把這位老頭子稱作傻瓜；現在，他卻成了威力無窮的英勇人物。
由於預見到在取得壓倒勝利後政權便能鞏固，黨員們便熱情地投身於這一有政府支援的運動中。衝鋒隊與黨衛軍再不致遭警察鎮壓了。相反，他們把衝鋒隊和黨衛軍視為助手，對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名義下所作之過激行為，也視而不見。
在演講中，希特勒批評反對派沒有綱領，自己卻又拿不出來。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時間，去證明其才幹。大選前夕，戈培爾將這天變成了半個假日，稱大選日為“民族覺醒日”。看來，人人似乎都支援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義者的希望，像愛國者一樣高舉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援革命的人們，只有兩個選擇：德國非紅則褐，而後者似乎更為悅人。許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後來成了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統的西奧多爾·豪斯，聲稱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緩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猶太人噴火，講演4小時竟能不提‘猶太人’一詞。”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猶太人的支援；《猶太全國聯盟》不但主張元首禁止東部的“猶太小商販”進入德國，而且還支援他的新政府。
儘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選中花費了大量金錢和精力，國社黨得票只有43。9％，其盟軍也只在國會中給了他微弱的多數。勝利雖然微弱，這卻也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