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他的臉，猶如悲劇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滯。就在這一瞬間，我捕捉到了一種深沉的悲慼感情，這大概是不輕易在朋友和同志們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蘊的人，才傳出了他永遠是一個樂天派的傳說。……當他問我願意在延安做些什麼時，我回答說：“我希望你把這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為什麼呢？”他驚訝地問道。我回答說：“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訴了我，也就是中國農民第一次開口了。”
2。3 平平常常總是真
史沫特萊說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樣，孜孜不倦，似乎覺得這也是打破舊中國封建傳統的方法之一。”那麼，他的農民式的裝束又具有一種什麼樣的意味呢？無論他走到哪裡，身上總是晃動著一位老農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平平常常甚至渾身帶著泥土氣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時，也給人一種強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礱市的老百姓聽說朱總司令要回來了，高興地互相轉告著。天還沒亮，大家就開始準備歡迎朱德和他率領的隊伍。貼標語，騰房子，準備慰勞品，大街小巷貼著“歡迎朱總司令！”的標語，老鄉們心目中的朱德是騎著高大膘肥的粟色馬，穿著軍官制服，威風凜凜，可隊伍裡始終沒有出現這樣一位軍人。人們尋找著，猜測著，原來朱德就在隊伍中，只不過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個樣子，而是一位普通戰士的裝束，一身灰色軍裝，腰扎皮帶，打著裹腿，戴著平頂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槍。難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後還是憑著他那一口四川語和特有的和氣風度，才認出他是朱德。立刻歡聲四起：“歡迎朱軍長！”1938年，朱德作為東路軍總指揮，受國民黨雲南第三軍軍長之邀，前去部隊講授八路軍游擊戰的戰略技術。雲南第三軍為此準備隆重歡迎朱德，當他們看到前來的這位總指揮衣著樸素，平易近人，和他們想象中的樣子完全不一樣時，就悄悄把那套預先準備好的儀式取消了。
這就是朱德，他並不試圖刻意地扮演一個為普通人心目中所預期、所想象的總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觀條件充裕和允許的情況下，他也樂於以“伙伕頭”的形象出現在煙霧瀰漫的戰場，出現在人民群眾和普通百姓之中，不僅敵人誤把他當作“伙伕”，就連普通群眾也多次誤認為他為“老伙伕”。可以說，朱德作為軍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農民的裝束之中的，他不肯脫去這種裝束，似乎隱約地暗示出他對農民階層和勞動者的“角色認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間，他選擇土布制服；戰士的棉衣在長征時三年換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還不肯換，他主張“新三年，舊三個，縫縫補補又三年”；長征途中，到處流傳著他補衣服、編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後，他仍然克勤克儉，從不鋪張浪費。這些農民式生活習慣的保持表明，朱德不僅是一個以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的農民，也是一個用農民的態度和習慣不斷對待自己的軍事家，他曾說：“我似乎只會按照軍事條件來考慮問題！”這只是說出了他的性格中作為軍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歲的朱德到達柏林留學時，首先象一個軍事家熟悉作戰地形那樣來熟悉柏林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座建築物和每一個值得一看的機構。每逢週末和節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進，口袋裡塞滿了地圖和筆記本，他有條理地寫下了考察筆記。這種“實地偵察”告一段落後，有關德國的筆記本、地圖和旅行指南已經滿滿地裝了箱子。與此同時，朱德又不得不“用農民的態度對待金錢”，在用錢方面精打細算。如果說前一種舉動象軍事家，那麼後一種舉動則更象農民，事實上，在朱德的身上，軍事家和農民兩種心理成份是並行不悖的，也是相輔相成的；農民是一種“底色”，也可說是“本色”，朱德的農民裝束已成為一種符號標誌，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載明瞭一種土生土長的特性，在我們後人看來，朱德正是從千千萬萬的普通農民中成長起來的偉大軍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農民裝束表過了他對農民的偏愛和認同，實踐著寓偉大於平凡的諾言，我們從他的平凡無奇的農民打扮中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伙伕頭”，而且還有一種“根性”，一種“苟富貴勿相忘”的尋根意識，一種終生不能擺脫也不願遺棄的“出生印跡”……
朱德不愧為傑出的農民之子。
3 婚戀家庭之謎
在四十歲以前，社會對朱德幾乎沒有什麼記錄，他本人也絕口不談自己的私生活。對此，德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