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常聽醫生講，身體的變化會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變化也會影響身體變化。我相信這個說法。
這件事發生不到半年，醫生便在總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細胞。這種發現若是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也許會帶來沮喪；但是在總理身上，卻像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手術，周恩來是怎樣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閤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檔案，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
夜裡一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錶提醒：“總理，還有14分鐘。”
“唔，你們做準備，我刮個鬍子。”我看到周恩來往起站時，已經十分吃力，用雙臂撐著才站起來；他的手抖顫不止，身體晃了晃才站穩，然後竭力用平時慣有的那種快步朝衛生間走去。
那時，總理查出癌細胞的情況還只限於很小範圍的人知道，連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多數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確究竟是什麼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頭和預感。對於總理每天的活動安排，仍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嚴密緊湊，以分秒來計算時間。
總理要刮鬍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注意儀表整潔，前面章節專文談過，是幾十年如一日，因為這是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和精神狀態。以往修面，或者是請北京飯店的理髮師朱師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臉。進入七十年代後，總理由於手越來越抖的厲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電動刮鬍子刀。我見時間所剩不多，看來總理又顧不上吃飯了，便去給負責招待工作的李維信打電話。
以往，總理一旦顧不上吃飯，我們就給李維信打電話，請他準備一杯玉米麵糊糊或是幾個素餡包子，拿在路上吃。這次考慮總理的身體狀況，30多小時沒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請李維信準備一碗素湯麵。估計湯湯水水的吃著可以舒服些。
給李維信打完電話；接著又調車。到辦公室請總理出發時，屋裡屋外正在亂紛紛找人：“總理呢？誰見總理了？”
總理“失蹤”了！正有些慌亂，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鬍子嗎？”
總理要是用電動刮鬍子刀，不會耽誤這麼久，因為他常是拿著刀上車，在車上順便就颳了鬍子。想到總理的鬍子又多又硬，稍長點電動剃鬚刀就刮不動丁，我就忙朝衛生間找。他也許見電動剃鬚刀刮不動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後面跟了幾個人。進門的一剎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會說，不會動，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條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裡仍虛握著沾有肥皂沫和鬍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麼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們面面相覷，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別出聲，也不要動，讓總理睡幾分鐘，哪怕是多睡幾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嚨。有人用手捂住了臉，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們只能讓淚水在眼圈裡悄悄地轉，讓淚水往心裡默默地流。
就這麼一屋子人靜悄悄地停滯了那麼片刻，周恩來雙肩一顫，腿失去支撐地猛然一彎，我忙搶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來一聲輕喚，掀起了眼皮。他與其說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說感覺到一屋子人，一邊用毛巾擦去臉上的肥皂，用力揉著雙眼，一邊喃喃：“糟糕，我怎麼睡著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
“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
因為我們在流淚……
來到新6所，韓念龍等同志已經等侯在那裡，迎上總理彙報情況。這時，周恩來用力揉搓一下臉，灰黃的臉孔便奇蹟般地恢復了片刻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只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麵條吧？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不吃了。”總理聲音沉重地說，帶著嘆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小聲說：“你幫我想想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