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黨政府。共產黨被罵作“共匪”時，這位老先生把他當校長時的學生周恩來從“同學錄”中刪除。共產黨坐天下後，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正在閉門思過”。周恩來不念人舊惡只念人舊情，派飛機把張伯苔由重慶接回天津，表示慰問。張伯苓先生去世時，周恩來親自趕往天津弔唁，悼念這位母校的老校長。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愛使人氣和。
心平氣和就是一種休息，就能帶來快樂。
同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會更多些，因為這種聚會不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統戰工作的意思，何況聊天時還可以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解決一些問題。
在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結交的文藝界朋友最多，舉凡有些名氣或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確有所長或有某種代表性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並且多數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漢、陽翰笙、夏衍、白楊、張瑞芳等等文藝界老戰士，無不與周恩來建立起深厚友誼。
比如張瑞芳，在我記憶裡她的入黨都是周恩來介紹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後不久，周恩來把我叫去，單獨囑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門接一下張瑞芳，要注意安全還要保密，決不能帶尾巴。”
我記得張瑞芳當時是住在陵江門一座國民黨修建的公寓裡。我去之前，首先設法甩掉國民黨特務，確實證明沒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張瑞芳。帶張瑞芳到周恩來那裡，她高興得不得了，我記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周恩來在重慶結交的這批朋友，來往密切，友誼深，彼此很隨便。直到建國後，周恩來當上總理，與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從沒因為地位的變化而變得疏遠或冷淡。
從我的感受，周思來和鄧大姐老兩口的生活太單調，太寂寞，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兩個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說沒有一點空閒時間也不真實。逢年過節，老兩口有點空閒時，那種單調寂寞就會顯得突出。總理害怕這種寂寞，寂寞往往會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獨與憂傷。所以；年前節前，只要估計有點空閒時間，我們必要給總理安排一些活動，不能叫他“閒”。
總理自己也注意不發生“閒”，一得空兒，必要提出名單，請客人到家來聚會，特別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一來，西花廳就熱鬧起來，活躍起來，總理就會忘掉寂寞，快活起來。
有子女的首長們，勞累之後巴不得有兩天清閒，與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沒有子女的首長，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總理。比如彭德懷，在軍營中過慣了硬梆梆、簡單明確的制度式生活，對於總理喜歡與文藝界人士交往，就產生一點看法。說過一句兩句難聽的話。不過，他本來就是厲害人，敢罵娘，敢為民請命，也難免敢翻臉把人鬧個難堪。有些高階領導高階將領因此對他意見大些，周恩來卻從來沒有為個別一句兩句話生出意見或看法，相反，對彭德懷更加喜歡，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那才是個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麼想就怎麼說，你叫他裝假他都裝不出來。”
周恩來常去彭德懷住所串門看望，同時也繼續與文藝界廣泛結交來往；他不因為彭德懷的難聽話而疏遠彭德懷，更不會因為彭德懷的偏見誤解而斷絕與文藝界的朋友聚會。周思來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而生活，不是按照別人的議論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為如此，文藝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麼事，發生什麼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來，請周恩來幫助解難。
記得有次接到一個電話，大聲說要找總理。
“總理正忙，請問您是哪位？”
“我是張治中。請你向總理報告一聲，我找他有急事。”張治中的聲音有些異常。想起當年軍事3人小組的活動，天天一道坐飛機，想起“不要忘了我張治中3次到延安”，我決定報告總理。
此類事，只要我們報告，總理是不會不馬上接電話的。
“文白兄嗎？”總理聽到報告，馬上接電話：“我是恩來呀。”
“哎呀，總理啊，”張治中剛聽到周恩來的聲音，立刻像個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樣叫起來：“請你轉告郭，要筆下留情啊！”
“怎麼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講麼。”
“我已經給總理寫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個洪波曲，請他筆下留情！我張治中罪該萬死，遺臭千年，也還不敢有計劃有預謀地加害恩來兄。我若是這種人，以後還好見總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