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不計其數。1934年1月，對64座城市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所有的種類與境況中，“特大家庭”的數量所佔比例從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蕭條期間，南卡羅來納州的人口增長了六分之一，喬治亞州與之相當。
有些年輕人離開了陰鬱而邋遢的環境，以便為自己贏得獨立或更好的機會，出錢養活老人，或者用借來的錢進入師範學校，如今，他們身無分文、垂頭喪氣地回來了，預設了羅伯特？弗羅斯特對家的著名定義：家是一個“這樣的地方，當你不得不去那裡的時候，它不得不接納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間的緊張似乎都有增無減，如果後者過了自立之年以後依然沒有工作的話。掙工資的父親往往要重申他的權威，就好像年輕人從來都不是自己的老闆一樣。在城裡，一家人擠在狹小的公寓樓或出租房裡，這無疑加劇人們的脾氣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尋找更便宜住處的接受救濟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頻繁地搬家，儘管只要可能，他們就會牢牢地緊跟那些熟悉的老鄰居。
然而，失業者和他們的家人常常離群索居——衣衫襤褸的孩子躲著不見客，成人則一臉不高興地拒絕來自依然工作的朋友們的盛情邀請，因為他很難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請朋友們玩一個晚上的牌。更容易受傷害的人恰恰想要獨處。就這樣，富國與窮國之間的聯絡，連同美國生活在豐年和歉年的老友誼，往往因為驕傲而被中斷了。有些家庭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打腫臉充胖子，以慣常的速度邁步向前，直到災難將他們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為對生活遠景的展望過於樂觀，或者因為不願意降低某些生活標準，而走到了同樣的關口。還有一些家庭則以謀略和勇氣與大蕭條搏鬥，有時候嘲弄吝嗇，並充分享受他們在娛樂上的罕見浪費。
第二章 新的生活設計（3）
在家庭圈子之內，很可能居住著這樣一些幽靈：未付的賬單，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齒的需要，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捨棄防老的儲蓄。諸如此類不斷累積的煩惱，常常會扭曲正常的家庭關係，導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責罵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飯太晚，或者對他口出惡言，奚落嘲弄——從富人的嘴裡很容易蒐集這樣的話：“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話。”喪失信用的養家者往往也會喪失他們的勇氣，而喪失信用的家庭也會喪失它的主動。老的工作習慣已經一去不返，懶惰不再是責備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無目的地聽著無線電廣播，或者只是乾坐著，然後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強有時候導致人渴望酗酒和賭博的刺激——如果手頭還有點錢的話——結果就是自責或沮喪。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親的嚴厲獨裁是一種傳統，比如從歐洲大陸來的移民家庭或農村家庭，在這樣的家庭裡，養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棄權利被證明是驚人的。出錢養活家庭的年紀較長的孩子，作為內部議事會的成員而獲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掙錢者，她通常會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權，而失業的丈夫則只好轉向家庭雜務。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並未主張過嚴格的男性統治。在黑暗時期，妻子常常試著給沒有工作的丈夫打氣，或者遷就他，正如在他們繁榮興旺的日子裡他總是寵著她一樣。失業的父親長期呆在家裡，也有可能增強他與年幼的孩子們的友誼，促進遊戲和親密。
很多觀察者試圖在家族的這種更強大的團體精神中找到一線希望。1932年5月，內政部長雷？萊曼？威爾伯在全國社會工作者大會上說，代表孩子的委託責任已經結束了，“在這場災難中，家庭迴歸了它正常的位置。沒有什麼東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飯，夜晚控制適當的睡眠”。這些話，對那些保姆已被解僱的家庭足夠正確，但對那些掙錢養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掙外快、家裡食品匱乏、孩子破衣爛衫的家庭來說，這些話幾乎不現實。一些中等城鎮的鼓吹者以類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認：“很多家庭雖說失去了汽車，卻找到了它的靈魂。”這多虧了更堅定的勇氣，得到了休息的身體，更強的消化力，以及更嚴肅地遵守安息日禮俗。諸如此類說法，並不純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訂版，因為聖母大學的校長約翰？F。
奧哈拉神父還加上了他的確信：“作為大蕭條的結果，大部分美國公眾重新發現了家庭，重新發現了朋友的樂趣，重新發現了屬靈的東西。”
這樣的樂觀主義抓住了真實的穀粒，但也有很多穀殼。比方說，幾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時間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價的娛樂，比如聽廣播、玩牌和朗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