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改造發展為新的思想工具，藉以擺脫傳統力量的束縛。進入魏晉時代，這一思潮在社會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在漢代文學的最後部分，我們曾經介紹了仲長統的詩文。實際在嚴格意義上說，仲長統的思想已經屬於魏晉思潮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作品均作於建安年代），只是遵從習慣，我們把他作為漢代文人處理。他已經公然打出“叛散五經，滅絕風雅”的旗號。到曹魏末年，由於政治環境的殘酷，許多文人對此既無法忍受又難以公然反抗，於是紛紛宣稱“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藥酒，行為放曠，譭棄禮法，以表示對現實的不滿和不合作。在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出發點的一些論著中，表現了十分強烈的批判精神與叛逆精神。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對儒家道德的虛偽性加以尖刻的諷刺，甚至對儒家的“聖人”公然表示菲薄；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和鮑君言的《無君論》，以傳說中的上古社會為理想模式，對君權以及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從根本上提出了懷疑乃至否定。
魏晉南北朝這一股背棄儒教、提倡老莊所謂“自然”哲學的社會思潮，其根本性的內涵即是對個性價值的重視。在“任自然”這個名目下，他們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個人選擇其生活方式的權利。曹操的非道德的用人標準，已經體現了這種意識。阮籍不顧“禮”的規制，與嫂面別，為人所譏，阮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桓溫問殷浩：“卿何如我？”殷回答：“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世說新語·品藻》這樣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他們不願把個人看作是社會的附屬品，不願把依附於封建國家視為個人必然的義務，而強調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會對此給予尊重。
當然，這是產生於統治階層、而且主要是士族階層的一種思潮，有其明顯的侷限性；在這思潮流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種種任誕放縱的行為，也不是今天的社會所能夠讚賞的。我們所要注意到的是，在歷史漸進的行程中，這一思潮表現了重要的進步。
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思想頗為紛繁，對上述社會思潮以外的思想學說，這裡也需作簡單的介紹。
通常把魏晉時新興的老莊學說視為“玄學”的一部分，但為了有所側重，我們把兩者分開來說。玄學的核心是老莊學說，但不等同於老莊學說，還結合了儒家經義。作為一門學術，玄學的基本特徵在於它是一種抽象思辨的哲學。其主要內涵，是關於宇宙本體的討論，以及各種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常常關涉社會政治與倫理方面的問題。它始盛於曹魏末年，在兩晉時成為思想界最為風行的學說。玄學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題，但從根本上說，它反映了魏晉時代知識分子的思辨熱情和對人類知性的重視。此外，從玄學論辯中發展起來的語言的機智，也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土後，一直未有多少社會影響，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才以迅猛的勢頭髮展起來，佛經的翻譯，也達到極盛的狀況。這對此後的整個中國文化，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佛教具有哲學和神學兩方面的內涵。它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頗為精緻，與老莊學說有相通之處，因而受到士族文人的喜愛。東晉時，佛學與玄學相輔而行，僧人參與清談，士子研究佛理，成為一時風氣。佛教的宗教神學，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既是一種虛幻的寄託，又是可以用來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因而受到他們的極力提倡。普通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託在天界和來世。因此，無論北方南方，無論上層下層，佛教很快成為一種普遍的信仰。梁武帝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虔誠，甚至四次捨身到同泰寺為奴。寺廟建築，更是遍佈各地。除了哲學和神學內容，佛教還帶來了它所特有的藝術。佛經中包含著許多有趣的故事，雖然這些故事原本是用來闡明教義的，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用文學欣賞的態度來對待它們。
道教則是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卻是把他當作神仙，和尊奉老莊哲學的道家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從淵源關係來說，道教實際孕育於我國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則在東漢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樣具有比較嚴密完整的教義和理論，內容相當龐雜。它講求仙、講煉丹，也講養生之道、醫術本草；它既包含維護階級統治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觀念，特別是對原始公社式的社會的嚮往。而各種人對道教的取捨也彼此不同。和佛教相比，道教沒有嚴格的戒律，它不但不否定現世生活，相反以各種方術來幫助享樂，既能給人以虛幻的滿足，又具有實用性，所以也頗受士族階層的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