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說法都無法加以確切的證明。關於《古詩十九首》的時代與作者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不過，目前大多數學者的看法，認為這批古詩並非一人之作，其產生年代大致在東漢中後期。除了《古詩十九首》，《文選》和《玉臺新詠》中還儲存了另外的若干首無名氏“古詩”，內容和風格都與《古詩十九首》接近；再有《文選》中題為李陵、蘇武的七首五言詩，前人早已推定為偽託，其內容、風格同樣接近於《古詩十九首》，這些詩一般也認為是東漢中後期無名氏文人的作品。連同《古詩十九首》在內，這種“古詩”共三十多首。
這一種“古詩”的性質，有些特別之處。就詩歌的語言技巧、詩中反映的思想情調、生活狀況來看，其作者當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的文化素養，因而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文人詩。但另一方面，這些詩之所以沒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恐怕並非是由於姓名失傳的緣故，而是在寫作或流傳之初，就沒有重視這一點。詩中的內容，也並不是純粹的個人生活體驗、生活情感，而是表現著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共同的心理。而且，所謂“古詩”與“樂府”，又很難明確區分。在六朝至唐宋的記載中，兩者的篇目多重複，如古詩《生年不滿百》，又作樂府《西門行》；古詩中的詞句，更有許多也重複出現在樂府詩中。可以相信，不少（甚至可能是全部）“古詩”，原來是配樂演唱的。因此，“古詩”同時具有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修改以適應社會普遍需要的集體創作的特點。從這一點來說，又和廣義的“民歌”相同。中國古代詩歌，在先秦兩漢是以民歌為主，到魏晉以後則以詩人的個人創作為主，“古詩”恰好是兩者之間的過渡。
在東漢中後期那個統治思想崩潰、社會動盪不寧的時代，一向以皓首窮經、報效君國為人生目標，以節操倫常為最高價值標準的文士們，失去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往日以為崇高的顯露出荒謬和虛偽，往日以為牢固的亦已搖搖欲墜，人生的價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裡呢？他們面臨著巨大的痛苦和困惑。從漢初以來即被反覆詠唱著的對於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感傷，這時在他們心中顯得更為強烈，成了“古詩”的中心主題。從這個主題出發，以悲哀的基調，“古詩”展開了閨怨、友情、相思、懷鄉、遊宦、行役、勸慰、願望……等各種內容。
生命短促、人生無常，這個主題直接在“古詩”中以強烈的感覺反覆出現。“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生年不滿百》）。詩人們更將自身生命的短暫存在與自然中永久的存在相對比，或感慨於那長年“青青”的“陵上柏”和始終“磊磊”的“澗中石”，或感慨於那永遠不會變化的“金石”，從而更加深了自己的感傷和悲哀。在詩人們的眼中，時間成了帶走生命與人生的最可怕的東西，因而節序物候的變遷就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應：“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在各種景色中，累累墳墓和蕭蕭白楊，無疑最容易引起對死亡的恐懼，因而頻頻出現在“古詩”中：“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去者日已疏》）；“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驅車上東門》）。在死亡陰影的脅迫下，詩人們急切地為這短暫而痛苦的人生尋求慰藉與解脫之道。其一便是“及時行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而“及時行樂”的內容，則既包括美衣美食之類的物質享受，諸如“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青青陵上柏》）、“不如飲美酒，被服絝與素”（《驅車上東門》）所說的那樣，也包括及時滿足對於榮譽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盛衰各有時，立身若不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回車駕言邁》）他們高唱要“盪滌放情去”，責問“何為自結束”？似乎滿足了這些欲求，便能稍稍忘懷對死亡的恐懼。“古詩”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一點，是表現離人相思的作品特別的多，包括夫婦之間、戀人之間、朋友之間的相思，以及遊子對於故鄉的懷念，這一類作品幾乎佔了《古詩十九首》的一半以上，而七首所謂“蘇李詩”也完全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