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由汝書生爾！”（《宋史·趙普傳》）這其實是由輕蔑而來的寬容。他們至多不過是把文人看作是裝配有效的國家機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決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舉考試，其內容自真宗以後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於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許採用。唐代那種自由議論、各抒己見、展示才情的考試方法固然難以確立取士的規範與標準，但宋代這種考試方法，則更有礙於思想的自由。到仁宗以後，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縛不僅來自外部，而且也來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覺的努力。正因為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強化的專制社會，文人出路狹窄，與國家政權的關係極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於君主、報效國家的位置上確定自我的角色。從歷史上看，自中唐以來，就有相當多的人認為國家的興亡，中國文化傳統的命脈，都繫於儒學所要求的倫理綱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與道統的延續，關鍵在一個“內轉”，也就是說，儒家那套倫理綱常、行為規範僅僅形之於外在的禮教儀節已經不夠了，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內在心靈中對道德的自覺。這種認識在宋代特殊的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實踐。宋代理學，無論是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還是陸九淵，大體都是走的這一路向。他們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識形態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從外在方面說，是將宇宙的起源、結構及其天然合理性與道德秩序、倫理綱常、社會結構對應起來形成一個解釋體系（像《太極圖》的解說、《易》的闡釋、《歷》的編纂都屬於這一類）；從內在方面說，是將“天理”與人心互相對應，凸顯人心對秩序、規範的自覺，從而為儒家道德倫常找到宇宙論與心性論的依據，把外在倫理規範對人的行為、思想的整頓約束變為內在心性自覺的諧調和修養，這樣就完成了儒學的“內轉”。雖然理學在宋代並未成為官方學說，有時甚至因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強大的勢頭，清楚地表現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趨向，並造成廣泛的影響。在“內轉”思想氛圍中，文人自覺地收斂了放蕩狂傲、任情任性的習性，變得老練深沉、正經規矩，至多也就是像蘇東坡那樣，借幾分滑稽、幾分曠達，來逃脫來自社會也來自自身的壓抑。
宋代歷史的另外一些特點，也從客觀上強化了宋代士大夫對於國家政權的自覺依附。由於從慶曆年間以來內憂外患加劇的緣故，宋代有責任感的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籲變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蘇軾、司馬光，無論他們政治上採取什麼態度、經濟上主張什麼措施，實際上都是在試圖振興國運，他們希望以對政治經濟文化的重新設計，以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來影響當權者，激勵老百姓。而每當外患嚴重、民族存亡處於危急關頭的時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對政治、對道德節操的關注放在最高地位。
總括以上所述，來歸納宋代文人的一般特點，大體可以說：他們比較重理智而輕感情；比較注重個人對國家對社會的政治責任與道德義務，而抑制個性的自由發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來，思想也許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許更含蓄複雜，但明顯缺乏唐代文人那種豪氣干雲、才華橫溢，那種天真直率、舒捲自如，那種浮華怪誕、異想天開等種種性格特點。
作為宋代社會中堅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種思想性格上的特點，對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究竟產生什麼樣的作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並不打算輕率地提出肯定或否定，在這裡也不加討論。但如果單從對於文學發展的作用來說，它的不利方面無疑要大於有利方面。活躍的情感、直接來之於生活的親切感受、富有個性的自由創造，乃是文學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學正是憑藉著這一種生命力，與社會已形成的規制相抗衡，引發人們對美好人生的嚮往。而宋代文學相當普遍地顯示出收斂的趨向，個性不那麼突出，情感不那麼直率熱烈，氣勢也很少見恣肆縱放。明代祝允明說“詩死於宋”（《祝子罪知錄》），自然是偏激之論，不必作為客觀的詩歌評論來引用，但他所看到的，正是我們在這裡提出的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政治、道德，當然是文學中重要的主題。
問題是這一主題的表現，究竟出於個人對社會本身的真切感受與真切認識，還是出於社會上占主導地位、代表政權意向的理性觀念，兩者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宋代文學中比較普遍的情況，是繼承“詩以諷諫”、“文以明道”的觀念，把文學當作政治與教化的工具。於是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