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在語言形式上的某些特點在各個方面作自由暢達的表現，不僅把本來屬於詩歌的“言志”內容寫到詞中，而且把詩裡業已出現的散文句式語詞用在詞裡。這使詞的內容豐富了，也使詞的形式技巧發生了變化：音律準確與否不那麼重要了，語詞清雅與否也不那麼講究了，英雄語、悲涼語、兒女呢喃語、日常諧謔語都寫入詞中，彷彿把花旦青衣換成了鄉間村姑，雕樑畫棟的深院換成了桑麻稻菽的農舍，二八少女換成了關西大漢。這種詞風也提高了詞的地位，使它與詩並駕齊驅、“無所不宜”，但也有使詞失去其精緻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詞人，常常會把詞寫得粗糙無味。詞在整個宋代彷彿就是循著這兩家路數演進，前一路數維持著詞的傳統畛域而使它越發精緻細膩，後一路數則不斷突破詞的傳統界限而使它越發恣肆汪洋。
散文，特別是所謂“古文”，在北宋曾有很顯著的發展。
所謂“唐宋八大家”中佔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於北宋中期，可見一時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論立足點而言，主要也是在發揮它在政治和倫理方面的功能，這與唐代古文家的態度大致相同。而且，由於宋代道統文學觀的勢力較唐代尤盛，他們所受的束縛也更大。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這種束縛中尋求一條合適的道路。他們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則，又需要抵制以道廢文的極端觀點，在一定程度上維持散文的藝術特徵。另一方面，由於宋代文人的個性較之唐人明顯偏向溫雅平和，無論韓文的奇崛雄肆還是柳文的峻潔幽麗，對於他們都有些不合適了，他們還需要找到一種合適的散文風格。
在抵制了極端的道統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韓愈、以生澀險怪為特徵的文風之後，宋代散文開始走上自身的道路。在文體上，歐陽修、蘇軾等人眼光要寬廣些，取法的範圍也較大，他們對駢文並不那麼深惡痛絕，相反還頗有喜好，所以他們的散文兼收駢文之長。在語言風格上，他們特別強調切意的重要，雖也關心修辭，講究章法、節奏，但都要符合“達意”的要求，順適情志而不突兀險怪。由此形成的特點，是素淡而不質拙，明暢而不滑俗，平易淺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駢散相兼而富於變化，語脈流貫。這種風格無疑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因此散體文的優勢至此得到真正的確立。不過相較於韓、柳之文，可以感覺到北宋諸大家散文的感情強度及語言的張力是有所減退的。
但在宋代理學家看來，無論韓柳還是歐蘇，儘管他們標榜儒道，卻還是文人氣過重；他們的文學追求仍然有害於道。
因此隨著理學漸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擊，後起的所謂“古文”如明之“唐宋派”、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學氣息，並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脈了。
一直到宋代為止，正統的文人文學仍舊佔著絕對的優勢，但是，某些深刻的變化，在宋代已經發生了，這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在一定意義上，確實可以說宋代是一個古代文化爛熟時期又是一個向近世文化轉型的時期，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城市與商業的發達就是這一變化中的突出現象，它開始直接地影響了文學觀念、文學內容、文學形式的嬗變與演進。
文人文學中詩、詞、文的傳播便與這一現象有關。城市與商業的發達使分工越加細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圖》所呈現的北宋汴京的百業興盛、市場喧囂，《夢粱錄》、《武林舊事》所記載的南宋臨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買賣興隆，其實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與拓展。文人的作品有時也會成為這種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賞的小天地而走向眾人傳觀的市場。例如曾鞏《蘇明允哀詞》稱三蘇文章盛傳於世，“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僧惠洪《冷齋夜話》稱黃庭堅，“詩詞一出，人爭傳之”，這種廣泛的傳播當然不可能僅僅侷限在文人的圈子內。商人為了贏利，常選擇迎合讀者趣味的名家作品來粗濫地刊刻，曾使得蘇軾跌足而嘆，毫無辦法（見蘇軾《與陳傳道》）。這雖然未必投合文學家之心意，但也無意中張揚了他們的聲名，使文學作品得以迅速傳播。北宋汴京相國寺書肆、南宋臨安陳道人書鋪、尹家書籍鋪等，實際上成了文人與讀者之間的橋樑，成了文學傳播的中心。又如城市中的歌樓酒館也是文學傳播的媒介之一。汴京與臨安都有官庫酒樓與市樓，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舊事》），後者則販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