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的範圍很廣，不但後代說話、講唱中有“傳奇”一類，南戲在明以後也叫“傳奇”。
唐傳奇源於六朝志怪，但兩者又有根本的區別。儘管六朝志怪並不完全是為宣揚神道而作，它也有娛樂的目的，但總體來說，受神道意識的影響畢竟很深，作為文學創作的意識反而不明確；其中（特別是後期）雖然也有一些情節較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還是粗陳梗概而缺乏深入細緻的描繪。
到了唐傳奇，情況才有根本的改變。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他已經注意到兩者之間寫作態度的不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更明確地指出，傳奇與志怪相比，“其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正因如此，在唐傳奇中出現了較六朝志怪更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小說結構，其情節更為複雜，內容更偏於反映人情世態，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劃，也有了顯著的提高。由此，唐傳奇宣告中國古典小說開始進入成熟階段。
唐傳奇的興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時，在其成長的過程中，也受到除六朝志怪以外許多因素的影響。
在六朝存在“文”、“筆”之分，而志怪雖然在今日看來荒誕無稽，當時人卻是當作實有之事來記載的，它作為史部的旁支，屬於“紀事直達”的“筆”而不屬“沉思翰藻”的“文”，所以其文字風格偏向於簡潔質樸。到唐代，文、筆區分的意識已經淡化，因而文人在寫作野史及傳聞雜錄一類東西時，也往往馳騁文采。劉知幾批評當時之史，“其立言也，或虛加煉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史通·敘事》）。這對於嚴格的歷史著作當然不妥，但各種傳聞雜錄，本來就不是嚴格的歷史著作，它經過有意識的“虛飾雕彩”，反而更向文學靠攏了。
唐代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達，因而產生了多種面向市井民眾的俗文學形式，如說話、變文等，都是以虛構故事來吸引聽眾的。它們不僅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興趣。如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他弟弟生日時請來的“雜戲”表演中，就有“市人小說”即民間說話。又元稿《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在“光陰聽話移”一句下自注雲：“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
這條注有些含糊，應該是指元稹與白居易二人一起聽藝人說話吧。這一類新興的俗文學，必然會給文人創作帶來刺激，並提供新鮮的素材，而唐代貴族文化意識逐漸衰退，儘管士大夫中輕視小說的態度沒有完全改變，但許多文人已經把注意力投入到這種比詩文辭賦更富有趣味性的創作中來了。
唐傳奇最興盛的時期是在中唐，這裡面也有社會心理的因素。唐代總體上說來，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時代，這種浪漫精神曾經以充滿激情、充滿自信和進取意識的特點出現在初盛唐的詩歌中。而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對社會對人生都不再那麼抱有期望，他們的心靈需要在現實以外的世界中求寄託。而小說正是提供了一種虛構的世界，可以讓人們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釋人生，表達對於人生的種種願望。
另外，據宋趙彥衛《雲麓漫鈔》說，傳奇還常常被唐代舉子用作“行卷”——考試前投獻給有關官員，顯示自己在“史才、詩筆、議論”等多方面的才能。
在從志怪到傳奇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史傳文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以前我們就說到：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主體雖非虛構，但作者為了追求鮮明生動的效果，往往有意無意地在細節描寫中採用虛構手段。以《史記》為代表的歷史人物傳記，在敘述故事和刻畫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早已為後人提供了良好的榜樣。唐傳奇的重要作家中，有不少人是歷史學家，他們很容易繼承這一傳統，而更自由地運用於小說創作。唐傳奇中凡以寫人物為主的，幾乎一概題為“××傳”，這也是來自史傳的明顯痕跡。
還有故事化的辭賦也值得注意。辭賦最早就是在虛構的框架中展開輔陳描述的，即劉知幾所謂“偽立客主，假相酬答”（《史通》外篇《雜說》）。到東漢，有些辭賦的基本內容也採用虛構的故事，如杜篤《首陽山賦》，寫自己在首陽山同伯夷、叔齊的鬼魂相遇，而後來蔡邕《青衣賦》、曹植《洛神賦》等，故事更加曲折、完整。在民間，俗賦的故事化更加徹底，以六朝殘存的《龐郎賦》尾段來看，那時的民間俗賦已經完全故事化。唐代也有不少這樣的俗賦，至今在敦煌文獻中還儲存了好幾篇。辭賦的故事化、通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