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斥責，但作者畢竟還是讓他再三發出徹底推翻朝廷的吼聲。可以說，人民的反抗與復仇權力，從未像在《水滸傳》中那樣得到有力的伸張。
《水滸傳》的全稱是《忠義水滸傳》，另有一個別名叫《英雄譜》（與《三國演義》合刻）。對一般讀者來說，小說中的英雄氣質才是最能夠吸引他們的東西。日常的生活終究是平庸的，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讓，見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選擇。但人們的內心卻不甘於此。梁山好漢卻是另一種人物，是傳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們或勇武過人，或智謀超群，或身具異能，而胸襟豁達、光明磊落、敢作敢為，則是他們共有的特點。像魯智深好打抱不平，“禪杖開啟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松宣稱：“我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確是豪氣干雲，令人激奮。就是像黑旋風斗浪裡白條、花和尚倒拔垂楊柳、武松景陽崗打虎一類與社會矛盾無關的情節，同樣由於主人公的個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給人以生命力舒張的快感。在汙穢而艱難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傳奇式的英雄，給讀者以很大的心理滿足。
《水滸傳》在標榜“忠義”的同時，肯定了金錢的力量，讚美一種以充分的物質享受為基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現出濃厚的市井意識。小說中晁蓋、宋江、盧俊義、柴進這一類具有凝聚力、號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憑藉就是有錢而又能“仗義疏財”。在儒家傳統的“崇義黜利”的信條中，“義”和“利”常被視為相對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漢那裡，“義”卻是要透過“財”來實現，倘無財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團中的聚合力也就無法存在。在“義”的背後，作者有意無意地寫出了物質所具有的力量。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也和物質享樂有關。如吳用勸阮氏三兄弟入夥造反，為的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盤分金銀”，幾乎是梁山好漢的口頭禪。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口腹之慾的滿足，但作者無疑認識到一種自由快樂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現於對物質的充分佔有。
《水滸傳》對梁山這一虛構的小社會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較明顯的市民意識。梁山大聚義排座次後，作者熱情讚頌道：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鬥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賓士，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
這種帶有空想性質的社會圖景，和農民的社會理想、農民起義的政治組織，有著明顯的區別。這裡人員成分複雜，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甚至偷騙也可以作為謀生伎藝，社會具有開放的特點，因而充滿著活力；這裡沒有長幼之序、尊卑之分，擺脫了農業社會的宗法意識，也擺脫了實際的農民起義組織中所不可能沒有的等級制度。雖然，這個社會本身是虛構的，但在其背後，卻存在商業經濟中形成的平等觀念，和道德意識的變化。再看小說中大量描寫到的城市景象、商業活動，以及所表現出的對商人的尊重，可見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現實基礎的。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地方：小說中再三表現出對“大頭巾”——褊狹而虛偽的儒者——的憎惡。這既與作者作為身具才華而流落江湖的文人的經歷有關，同時也反映了市民社會對抑制人慾、扭曲人性的傳統道德的反感。“大頭巾”在明代成為假道學的通稱，而像李贄等進步文人攻擊這一類人物的主要原因，也仍舊是其心胸褊狹，言行不一。
三、《水滸傳》的藝術成就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是先後相隔不久出現的我國最早的長篇小說，但兩者的語言卻有差異。《三國演義》由於受史料的牽制，是一種文白相雜的語言，《水滸傳》雖然依託於史實，但人物情節幾乎完全出於創作，用的是純粹的白話。白話文雖在唐代變文和話本中就開始運用，但還是文白相雜、粗糙簡樸；元話本中一些較好的作品在運用白話上有明顯進步，但成就和影響都還有限。《水滸傳》堪稱是中國白話文學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說雖然也能寫得精美雅緻，但終究是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要做到“繪聲繪色、維妙維肖”八字，總是困難的。《水滸傳》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