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淺直的弱點，所涉及的問題也多停留在表面。但它們不僅反映了那一段特殊歷史的面貌和人們悲憤的心情，也進一步推進了自龔自珍以來以詩歌縱橫議論時政的風氣。
詩歌的形式，也變得比較自由，不太拘泥於格律，語言大都平易直達。在詩風的轉變上，這一類詩也是有影響的。
鴉片戰爭前後，魏源和姚燮是較有影響的作家。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和龔自珍是好友。他是一位有見識的學者和思想家，曾受林則徐囑託編纂敘述各國曆史地理的《海國圖志》，為中國放開眼界看世界的先驅者之一。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了那個時代進步計程車大夫中一種比較普遍的思想。有《古微堂集》等。
魏源的不少詩篇，如《江南吟十章》、《寰海十章》及《後十章》、《秋興十章》等，都是議論時事、抒寫感憤的政治詩。所表達的見解，主要是在堅持中國固有傳統的前提下反對閉關自守、主張學習西方技術，具有歷史價值。
在普通的抒情詩篇中，魏源的山水詩很有名。他喜歡寫雄壯奇偉的景象，《太室行》、《錢塘觀潮行》、《天台石樑雨後觀瀑歌》、《湘江舟行》等均有此種特點，可以看出作者豪邁活躍的個性。另外，他的詠史詩也頗為人稱賞。《金陵懷古》之一中的兩聯：“只今雨雪千帆北，自古云濤萬馬東。千載江山風月我，百年身世去來鴻。”寫得氣勢雄渾，感慨蒼涼。和龔自珍相比，魏源的詩在表現開張的個性方面與之一致，語言則較為明白流動；但他顯然缺乏龔自珍在特異的語言構造中所表現出的尖銳的人生感受。
姚燮（1805—1864）字梅伯，號復莊，浙江鎮海人。道光舉人。有《復莊詩問》等。他寫有很多關於鴉片戰爭時事和有關社會情況的詩篇，孫廷璋《復莊詩問序》以“烽火驟警，竟罹杜陵之愁”為喻，說明他的詩有“詩史”的特點。
《哀江南詩五疊秋興韻八章》之二，寫陳化成之戰死：
颶風捲纛七星斜，白髮元戎誤歲華，隘岸射潮無勁弩，高天貫月有枯槎。募軍可按馮唐籍，解陣空吹越石笳。最惜吳淞春水弱，晚紅漂盡細林花。
這一時期關涉時政的詩篇，無論歌頌還是譏諷，通常都寫得比較誇張。這固然和作者激動的情緒有關，但未免有損於詩的感動力。而姚燮此詩從年老的陳化成無力支撐頹勢落筆，流露了深深的哀痛和同情，也反映著作者對時局的感受，所以能夠動人。
鴉片戰爭結束不久，太平天國運動再一次從內部給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在重重危機之下，統治集團中一批主張變革的人士推進了一場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核心口號的“洋務運動”，這是林則徐、魏源政治主張的延伸和發展。
但正因是以“中學為體”，這一派人物在文學上也是以堅守傳統的面貌出現的，這就是散文中承桐城派餘緒的“湘鄉派”和詩歌中的“宋詩運動”，其核心人物是因鎮壓太平天國而獲得顯赫地位併成為洋務派領袖的曾國藩。
“宋詩運動”的興起並非始於曾國藩。早一時期的程恩澤和祁寯藻已提倡在前。曾國藩的登高力呼，使推崇宋詩尤其是黃庭堅詩的風氣更盛極一時。曾氏自謂“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施山亦稱“今曾相國酷嗜黃詩，詩亦類黃，風尚一變”（《望雲詩話》）。除曾氏本人外，這一派中較著名的詩人還有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他們的詩論，既重視正統道德的修養，又強調自我獨立品格的表現，以此求得“不俗”的詩風。如何紹基《使黔草自序》說：“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則謂不俗。”又引黃庭堅語：“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
總之，他們希望在詩中顯示一種基於正統倫理而又矯矯自立、不隨俗俯仰的人生姿態，這確實很符合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
當時提倡宋詩的人物多身居高位，鄭珍則與之有別。鄭珍（1806—1864）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舉人，曾任縣學訓導，一生窮愁潦倒。有《巢經巢全集》。他的詩內容廣泛，有些揭露時弊，反映民間疾苦之作，寫得很尖銳。如《經死哀》述一老翁因無力交納捐稅而自經，官吏即追逼其子，怒稱：“吾不要命只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
寫出了農民走投無路的絕境。他也善於描寫自然景物，如《晚望》：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碧雲收去鳥，翠稻出行人。水色秋前靜，山容雨後新。獨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