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為主的賦。如崔篆的《慰志賦》、馮衍的《顯志賦》、班固的《幽通賦》等等。漢賦久已以寫物為主流，所以這一類賦的興起，仍然是值得重視的現象。雖然此類賦作往往夾雜了宣揚儒家正統觀念的成分，但畢竟是和紀行賦一起，顯示了辭賦再度向抒情轉化的趨勢。其中以馮衍的《顯志賦》最為著名。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隨光武帝，有功不封，後又罷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賦以自述。《顯志賦》實際也是紀行賦的形式，但不是寫真實的遊歷，而是出於虛擬。所表現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個漢賦史上也不多見。如其中說：
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
這一種強烈的情緒，反映了經歷兩漢之交兵火的慘重破壞之後，人們對於戰亂的極度痛恨，對和平生活的熱愛。從西漢後期到東漢前期，辭賦中還出現了一種新的題材，即京都賦。最早揚雄就寫作了《蜀都賦》，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響不大。而後杜篤在東漢初寫出了第一篇描繪京都的《論都賦》。描繪京都的繁華宏麗，既新鮮又適宜於發揮辭賦的特長，所以引起當時及後代文人的普遍興趣，成為辭賦的一種重要題材。如傅毅有《洛都賦》、《反都賦》，崔駰有《歷都賦》，班固有《兩都賦》。以後東漢中期張衡的《二京賦》、西晉時左思的《三都賦》，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在東漢前期的京都賦中，則以班固之作最為著名。
班固《兩都賦》是具有實際政治目的的作品，這一點和以前的大賦不同。在當時關於定都洛陽還是返都長安的重大爭論中，班固力主前一種意見。他在《兩都賦》中，比較洛陽與長安作為首都的優劣，特別強調東漢在洛陽所實施的統治，比西漢在長安所實施的統治更符合儒學的理想。但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兩都賦》的藝術創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繪都市為中心，比西漢辭賦更為廣泛地反映了人類生活場景，山水、草木、鳥獸、珍寶、城市、宮殿、街衢、商業、服飾、人物……，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氣魄宏偉，景象壯麗。
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於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在結構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馬相如，以“西都賓”與“東都主人”的相互論辯展開內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跡。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寫作態度上，《兩都賦》雖有誇張處，但這是在寫實基礎上的誇張，而不是司馬相如式的馳騁想象、近乎虛誕的誇張；在謀篇佈局方面，也更費匠心，如其中先寫地理形勢和社會殷繁的輪廓，而後再細寫具體的宮殿及場景，或大段鋪寫，或一筆帶過，都有嚴謹的考慮；在句式、遣辭方面，也追求鏗鏘的節奏與響亮的音色。總體上說來，《兩都賦》既不同於司馬相如賦的縱橫疏宕，也不同於揚雄賦的瑰麗奇譎，而是自成一種典雅和麗的風格。京都賦的基本格式，也就由《兩都賦》確定下來。
第三節 《漢書》與《論衡》
自漢元帝開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術，天下群趨而研習今文經學說，於是在西漢後期的對策奏疏文中，繼承董仲舒所開創的傳統，引經據典，專門從天人感應、陰陽災異來討論政治的風氣盛行一時，形成了不同於西漢前、中期政論文的第二代政論文。在這方面，也出現瞭如翼奉、京房、貢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來，這種文章實在是既缺乏思想價值，又毫無文學價值可言。
西漢後期只有極少數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學史上提出。這裡首先有劉向編著的《新序》、《說苑》。二書均廣泛蒐羅先秦至漢初的史事和傳說，雜以議論，以闡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觀點，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從文學方面說，其中所記錄的大量故事傳說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學色彩。如《新序·雜事篇》中的“葉公好龍”、《說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劉向之子劉歆的《移讓太常博士書》，是西漢後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經學的立場，指斥今文經學家的褊狹固執，辭氣嚴峻，說理清晰。“移”後來成為文章的一個分類，便是以此為開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