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為工具的、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根據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在被決定者身上，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反映出決定者的特色；文學既屬於意識形態領域，說它是社會生活——社會存在的反映，自然是有道理的。至於文學之以語言為手段，其所顯示的是具體的形象而非抽象的概念，更是毋庸詞費的事。不過，在這定義中，其著重點應打在“社會生活的”“反映”上抑或“形象反映”上？或者，“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本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在何處打著重點的問題？
倘若應該在“社會生活的”“反映”上打著重點，那就意味著決定文學作品價值的首先是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倘若“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本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那麼，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上有所欠缺的作品絕不是第一流的作品。現在，讓我們引幾首詩：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詩經·秦風·蒹葭》）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李白《靜夜思》①）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黃鶴樓》）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夜雨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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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四部叢刊》影明濟美堂刊《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六引；文字與通行本略有不同。
這些都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但若就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加以考察，實算不上有突出成就。以李白的那首來說，所寫是十分單純的遊子思鄉之情。如果我們要從中瞭解當時的社會生活，至多隻能知道當時有些人旅居異鄉，並對故鄉頗為懷戀。至於這些旅居異鄉者的具體生活，詩中卻毫無反映。比較起來，早在李白之前的樂府詩《豔歌行》、《悲歌》寫遊子的生活和感情反而具體得多。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攬取為吾綻。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匆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豔歌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悲歌》）
前一首寫遊子生活的艱辛。衣破無人補，欲制新衣也無人縫，幸而其所寄住之家的女主人頗富同情心，代為操作，卻不料引起了男主人的猜疑，因而最終發出了“遠行不如歸”的慨嘆。後一首則寫遊子親屬死絕，無家可歸，心中痛苦萬分。以反映社會生活而論，這兩首都比李白《靜夜思》具體、豐富，但就讀者的評價之高及傳誦之廣而論，它們卻遠不如後者。例如，明代頗有識見的胡應麟在《詩蔽·內編》卷六中就推許李白《靜夜思》為“妙絕古今”，唐詩選本收入此詩的很多；《豔歌行》及《悲歌》則不但從未受過這樣高的評價，被收入選本的次數也不多。這都可見《靜夜思》對讀者的吸引力大於其他兩首。
即使《靜夜思》的形象性強於另外兩首，但如上述關於文學的定義中“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佔有首要地位，那麼，《豔歌行》及《悲歌》的總體成就縱或不在《靜夜思》之上，也應與之並駕齊驅，為什麼這兩首詩受讀者歡迎的程度還不如《靜夜思》呢？
類似的情況在文學史上並不鮮見。試再以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為例。崔詩已見上引，李白的詩如下：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相傳崔詩先作，李白此詩有與之較高低的意思，《苕溪漁隱叢話》、《唐詩紀事》等都有類似說法。孤立地來看，李詩固很動人；若與崔詩比較，那麼，就算上引傳說可靠，崔詩由於先作而更顯示出創造力，但李白在此一佳作的籠罩下，能夠另闢蹊徑，雖有貌似之處，精神上卻頗相乖異①，其功力之高也極驚人。且李詩的最後兩句，是用陸賈《新語·慎微篇》：“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明也。”間接揭示出讒佞當道、朝政混濁。像這樣的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容，顯為崔詩所無。若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