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了重大的進步（這在本書第三編中將會具體敘述）。這種進步是與上述以曹丕、陸機、二蕭等人為代表的文學觀念聯絡在一起的。此類文學觀念具有鮮明的強調個人感情與藝術享受（強調藝術美也就是為了獲得藝術上的享受）的特色。如上所述，在東漢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已增入了一些雖然程度不高的尊重個體——自我的成分。這種成分在漢末以後繼續增長，一面表現為重視個性，例如嵇康所說的“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與山巨源絕交書》）；另一面表現為公然提倡享樂，不僅《古詩十九首》已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之句，魏晉以來不出現過許多寫享樂的詩篇，包括曹植的《名都篇》等。
所以，當時文學觀念中的強調個人感情是與重視個性相應的，注重藝術享受是與承認享樂的合理性相應的。在這裡也就反映出了人性的發展與文學觀念的進展的關係。
由上所述，文學形式的演進與人性的發展也具有密切的聯絡。所以，文學的程序是與人性的進展同步的。而一旦人性的正常生長受到壓制，文學的程序也就會逆轉；而這樣的情況在我國文學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文學形式的演進雖與文學的發展相聯絡，但絕不意味著人性發展了文學形式自然會進步、藝術成就自然會提高。這方面需要無數作家的努力，許多世代的積累，才能逐漸成熟。何況在中國文學的形式演進過程中還存在許多複雜的情況。例如，從先秦時期起，中國詩歌就與音樂關係密切，因而受到後者的種種影響；並且詩樂的密切關係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詞的形成和成熟也就是在詩樂結合的情況下進行的，而當時的音樂則已吸收了少數民族和外國的若干音樂成分。所以，中國文學形式的演進具有自己的豐富內容和繁雜過程，不能只把它作為人性發展的附庸。當然更不應把文學形式的演進與人性發展的聯絡割斷。因為，即使是吸收外國音樂吧，也必須經過折射著人性的審美意識的選擇。
七
綜上所述，文學乃是以語言為工具的、以感情來打動人的、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學作品之所以能用感情來打動人，一方面是由於作家本人受到強烈的感動並有較高的表現能力，另一方面是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作家的感情乃是基於人性的，所以能與讀者相通。假如作家本身的人性已受到嚴重的扭曲，那麼，即使作家本人確實極為感動，讀者也無法與之共鳴。——一個殺人狂的作者在瘋狂殺人以後的喜悅，至少今天的絕大多數讀者都無法與他分享。
由此，我們在考察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注意人性與文學的緊密聯絡。這種聯絡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如下的基本特點：
第一，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會程序中具體地變化、發展的。但發展並不是直線地行進。只要看明、清兩代烈女、節婦的數量大大超過前代，就可知人性的發展當時至少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挫折。至如中國婦女纏小足的習慣的興起和長期延續，恐怕也不是人性正常發展的產物。文學的演進既與人性的發展同步，自也不能一帆風順，必然有停滯、曲折。
第二，在每個時期“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順應著人性的發展、通向未來的部分，也有隻適應於當代、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乃是人的一般本性的扭曲的部分。但能夠通向未來的，並不是可以原封不動地儲存於未來；只適應當代的，也並不就等於歷史發展的負面。與此相應，在每個時期的文學中也都存在著這樣的兩個部分。
第三，對“人類本性”最適合的，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所以，在每個時期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學中，其通向未來的部分，也就是朝著“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邁進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的演進乃是不斷地爭取和擴大自由的過程。
第四，正因文學所依據的每個時期“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的一般本性，所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文學有可以相通、可供吸收之處；但又因為是已經“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所以，只要其所賴以變化的條件有所不同，其文學自也有其相異的特色。就前者說，中國文學不但長期處於內部各地區之間相互吸收的過程中，而且還吸取國外的營養；就後者說，中國各地區的文學也各有其特色，而不能完全泯滅差別。
然而，文學的演進不僅有賴於人性的發展，也有賴於藝術成就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