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點證明：在漢代，以辭賦的創作為中心，文學的價值確實開始受到重視。但同時也需要指出：這種重視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並且是受到其他價值觀的束縛的。至少在理論上，文學還沒有被承認具有完全獨立和高尚的價值。
漢代文學的主流是辭賦。漢代人對辭賦的價值發生許多爭論。我們看到：持對立意見的雙方，都是從儒學的觀念出發，肯定或否定辭賦具有政治與道德上的實用價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價值。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這裡司馬遷肯定司馬相如的賦，是認為它能“引之節儉”，而把華麗鋪陳的部分貶為“虛辭濫說”。漢宣帝也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闢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者以此虞說（娛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漢書·王褒傳》）
漢宣帝較司馬遷更通達些，他把辭賦的“辯麗可喜”也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