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後是羅馬尼亞人，於1859年贏得自治，於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於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於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1653年起從維也納城牆開始退縮，至1815年退縮到多瑞河，至1878年退縮到巴爾幹半島中部，至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著帝國的退縮，巴爾幹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透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透過促進準備在這一思想意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發展，透過不時地幫助巴爾幹革命者從事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幹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它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為時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說明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和缺乏土著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幹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麼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著相對抗和衝突的漫長曆史。不僅存在著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於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著一種幹自身不利的優越感。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將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著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號中。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浪者〃，稱荷蘭人為〃乳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不用說，這種態度無助於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幾乎總是意味著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絡、宣傳西方的思想並從事政治活動。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並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里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援這一點。謝里姆於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徵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里姆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里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