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說，請同胞們“只管自家的事，到別人威脅到……家園時才去干預。”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響應肯尼迪，提出理由說，在與共產黨軍隊作戰的全球性衝突中，美國的軍力永遠佔不了上風，但是美國的空軍與海軍能夠控制海洋，保衛南北美洲。他勸告美國人要安於這一點，一方面養活“世界上飢餓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預算，這後者是胡佛提出來解決國家危機的不變良方。
但是，敏銳的孤立主義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東西。胡佛的單幹假設並非起初看來那麼孤立，其實也不限於西半球。他想的是“一邊以不列顛為疆界，另一邊以日本、福摩薩、菲律賓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繼胡佛任共和黨右翼領袖的羅伯特·塔夫脫在參議院議席上亦作出同樣讓步。他承認，萬一受到攻擊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禦的話，這些“民主島國”應予保衛。胡佛－塔夫脫主義，有人稱之為美國堡壘原則，有人稱之為大陸主義，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為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另一種可能的選擇。關於究竟哪一選擇最好，這方面的爭論成為國會山上傳出的最主要新聞。記者們稱之為“大辯論”。
當時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撥款建立杜魯門曾保證給北約的四個師的軍隊。1951年1月5日，塔夫脫告訴參議院說，“國會從未贊成把一支地面部隊許給歐洲的方案，我們不應稀里胡塗地同意。”三天後，參議員惠利提出參議院第8號決議案，反對在制訂正式國會政策之前，將美國地面部隊派赴歐洲。2月15日，共和黨的大多數眾議員簽署一份支援胡佛大陸主義的宣言。塔夫脫的對手們決意把他說成阻撓議事程式者，但是他們沒有理解到，而塔夫脫也忽視闡明的是，他的整個立場依靠的是憲法規定的宣戰權在國會，而不在白宮。塔夫脫並無意妨礙行政部門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稱他“很願意坐下來和總統……或多數派的任何人一起，擬定可以博得美國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援的計劃。”但是，杜魯門這時不打算讓別人分享自從羅斯福“百日新政”以來，透過許多先例，逐漸積聚在現代總統身上的越來越大的權力。
從七十年代的觀點回顧，這次辯論最突出的一點是雙方都預設某些基本原則，而在二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這些基本原則遠已不是什麼永恆的真理。行政當局的辯護士也好，國會山上的人們也好，都喜歡採用“自由世界”的說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還包括蔣介石的福摩薩、李承晚的南朝鮮、保大的越南，薩拉查的葡萄牙、法魯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屬阿爾及利亞、軍事獨裁統治著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歐洲人的殖民地。大陸主義老和國際主義者都同樣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國軍事力量都是有益於人類的，而且，不管誰在辯論中獲勝，美國人民都會接受其結果，不會舉行示威遊行、抗議，甚至不會有所議論。所有辯論者都想當然地認為，共產生義是鐵板一塊——有一箇中央情報組織指導著從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動，因此他們相信，任何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動都是先計算好對自由世界各國的影響，然後才動手乾的。當時這種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堅持，以致後來杜魯門總統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種模式，所安排的時間與朝鮮的進攻相吻合，都是對西方世界的挑戰。這是共產黨人單獨挑起來的，旨在加強大部分亞洲人當中已經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緒。我們的英國盟友和許多歐洲政治家都認為中國的行動是為了制止美國援助歐洲重建的謀略。”』
辯論產生於胡佛－塔夫脫為代表的共和黨人同杜魯門－艾奇遜為代表的民主黨人之間的實質性分歧，卻遠非黨派之爭。約瑟夫·肯尼迪仍是個民主黨人；參議員喬治與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黨人，兩人都認為未經國會同意總統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黨參議員洛奇與諾蘭則認為參議院既已原則上同意北約組織，杜魯門就可以提供部隊予以貫徹執行。托馬斯·杜威、厄爾·沃倫、哈羅德·史塔生、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援北約組織；最後，一位共和黨的未來總統的證詞決定了辯論的結果。
這個證人就是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將軍曾雄辯地談過當時所謂“集體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馬歇爾早就參予了羅斯福－杜魯門的各項政策，難以超脫論戰之外。艾森豪威爾則不然，他在聖誕節前一週才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去當西方歐洲防衛力量的最高統帥。他告訴國會，除了“重新武裝保衛歐洲”之外，別無其他選擇。他報告說，在歐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