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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對社會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謀性質的。他們認為社會是由一個本身受企業家、軍事領袖、公司巨頭等“權勢上層人物”操縱的既成體制所統治。他們隱約地談論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從鞏固國家政權開始的——而這又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同所有的運動一樣，他們的運動也有一批特殊用語：“對話”、“創造性的緊張”、“無商量餘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這些用語的含義往往是模糊的。例如，無商量餘地的要求可以成為可以商量的；對警察投擲石塊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現為蔑視傳統職業、衣著和政治的年輕鬥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經開始了。第二年春季，當這個校園又開始震顫的時候，克爾校長曾說，“這所大學及其伯克利校園經不起再面臨這樣一次對抗了。”實際上接下去是長達四年之久的騷亂。伯克利不過是許多騷亂的校園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動了堪薩斯大學，那裡因為學生進入校長辦公室舉行靜坐抗議，反對大學生聯誼會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學生被捕。這以後，幾天之內，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大專院校都已擺好陣勢。
耶魯大學學生因為一位受歡迎的哲學講師沒有得到續聘而舉行了示威。舊金山州立大學舉行了一次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大會之後，有五個人進了醫院。在費爾菲爾德大學——康涅狄格州耶穌會辦的一所學校——學生破門進入一個鎖著的書庫，把裡面的禁書全擺到供大家閱讀的書架上去。布魯克林學院的學生把他們的校長從講合上噓了下來。在紐約的聖約翰大學——全國最大的天主教學院——學生要求取消對他們的出版物的審查。密執安大學的學生示威反對提高電影票價；斯坦福大學三位系主任抗議在課堂中朗讀色情詩而辭職。新澤西州的費爾利·迪金森大學的學生為“表達學生的普遍不滿”而組織了糾察線。從1966到1967兩年間騷亂繼續不斷，其中主要的暴亂髮生在聖何塞州立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衣阿華大學、科內爾大學、長灘州立大學，還有已發生過一次騷亂的舊金山州立大學。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大動盪的1968年之前的集給力量。亨特學院的校長說：“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這些富於戰鬥性的大學生雖然充滿熱情，但卻收穫很小。學生天然都是過客；他們一畢業，新學生就又進來，沒有什麼能夠保證新來者不採取不同的路線——象這次運動中的新學生實際上所做的那樣。向來不穩定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為兩部分：革命青年運動甲派，又稱“氣象員派”，以及譴責“氣象員派”是“冒險主義者”的革命青年運動乙派。學生們還有其他的困難。他們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謬的。“其荒唐之處，”本傑明·德莫特寫道，在於“他們認為如果你對越南戰爭、種族主義、貧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滿，那麼你把大學這個橋樑炸燬就行了。”
學生們的第二個不利方面，是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們很有信心地反對羅納德·里根競選州長，結果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萬票的多數獲得勝利。同一天，共和黨在國會增加了五十個議席。“1966年選舉中最明顯的災難之一，”亨特·湯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對自己的影響的錯誤估計。激進派和嬉皮士聯盟原來指望選民們會拋棄國會中的‘右派，戰爭販子’，但是結果卻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受到了打擊。”不僅如此，分析家還斷定，在加利福尼亞，新左派反對里根，反而在實際上幫他增加了選票。既然找到這麼一個大眾關心的問題，里根便盡力加以利用。他以對學生中的反叛分子過分寬大為理由，迫使克爾辭職，而另行任命主張強硬路線的塞繆爾·早川擔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
對搞政治的學生抱敵對態度的，不限於加利福尼亞州。中西部一個州的議會把州立大學預算削減了三千八百萬美元，並且提高了學費。其他各州的議會也大都提出旨在撲滅學生中的不滿情緒的議案，並透過了八項。俄勒岡州長湯姆·麥考爾在談到示威者時說，“美國人已經感到厭煩得無以復加。”盧·哈里斯報道學生家長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認為，大學校裡維持紀律比鼓勵求知慾更為重要。“簡而言之，”《生活》雜誌評論說，“不同輩的人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個問題就是：‘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當然，在其他問題上、不同輩的人也有交鋒。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