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絕對正確的和必要的。他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的二十年的時間裡，寫了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無所顧忌地大談戰爭的好處、打仗的好處，並對戰中採取何種策略、戰後如何要挾中國割地賠款等，提出了種種點子和建議，甚至慫恿日本軍隊“直衝北京可也”。福澤諭吉是一個典型的窮兵黷武主義者、近代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對政府的侵華決策和民眾輿論，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甲午戰爭期間，另一位著名文人德富蘇峰則鼓吹“大日本膨脹論”，認為大日本人口要膨脹，國土也要膨脹。為此他極力主張對中國開戰，提出了“防禦於北方，展開於南方”的思路，即把中國北方納入日本版圖，然後再繼續南下，佔領臺灣。德富蘇峰提出的這些侵略中國及亞洲的思路，與同時期福澤諭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這意味著，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日本民間學術界對華侵略的主導思想和輿論導向已經初步形成。此後半個世紀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禦於北方，展開於南方”的基本思路進行侵略擴張的。甲午海戰後日本人佔領了旅順，割據了臺灣作為“南漸”的跳板，在北方佔據遼東半島，1904年又與俄國爭奪在我東北的權力而展開了“日俄戰爭”，此後日本將其勢力逐漸擴張至整個東北，1931年策劃成立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果真“將太陽旗插上北京城頭”，1941年後又將戰火從中國大陸燒向“南方”（即東南亞地區），日本半個多世紀的侵華史幾乎與德富蘇峰之類的御用文人學者的設計完全吻合。
除了赤裸裸的侵華主張之外，日本還有一種具有“懷柔形態”、也更虛偽的侵華理論。它與上述的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福澤諭吉、德富蘇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華論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軟硬兩種理論形態。他們不是像福澤諭吉那樣主張“脫亞”，將日本搞成一個“歐洲國家”，而是與福澤諭吉相反，提出“興亞”或“振亞”。其中，最早系統提出這一思想的是19世紀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1893）。“大東合邦論”是以儒學加以包裝的、建立在近代種族主義基礎上的具有“懷柔形態”的日本侵華理論，強調亞洲黃種人與西洋白人的種族對立，認為亞洲黃種人是“單一種族”，因此應該透過同一種族“親和”的方式實現“合邦”，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大東國”。藤吉之後，“單一種族”論就被進一步發展為“同文同種”論，成為“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論淵源之一。接著，日本近代著名美術理論家岡倉天心（1862～1913）用英文寫作並出版了《東亞的覺醒》（1902）、《東洋的理想》（1903）兩書，提出了“亞洲是一體”的口號，認為亞洲的統一是“東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擔當起統一亞洲的責任，中國、印度等其他各國都沒有這種資格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與福澤諭吉的“脫亞論”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前者對東方的傳統文化給予高度評價，後者則將東方傳統文化基本上視為野蠻落後的東西；前者提出“歐洲的光榮，即是亞洲的恥辱”，後者則對西洋文明頂禮膜拜，主張“脫亞入歐”。但兩者的對立和不同只是表面上的，這實際上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思想的一把雙刃劍：一面是要日本成為西方列強那樣的具有對外侵略能力的國家，一面則要牢牢掌握在亞洲的支配權，而不讓西方列強染指和分享。
到了20世紀初，隨著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爭奪激烈化及日俄戰爭的爆發，“亞細亞主義”越來越成為侵華理論的主流形態。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島端和酒卷貞一郎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對中國社會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轉折時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動盪和混亂，幸災樂禍，蠢蠢欲動，懷著吞併中國的狼子野心，透過學術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揚“###必死論”和“西方列強分割論”，認為西方列強必然要分割中國，中國必然亡國，日本應該“保全”中國，“保全”的實質是使中國成為日本的被保護國、附屬國；如果中國滅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資格來獨佔中國的“遺產”，西方列強無權染指。1916年出版的小寺謙吉的《大亞細亞主義論》，是一部大亞細亞主義及侵華理論的集大成和代表作，其實質就是讓中國承認日本對亞洲、對中國的領導地位，拱手把所謂“外藩”滿蒙地區讓給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導下實施；中國必須接受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攜”，最終完成“###與日本的統一”。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