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轉眼來到1939年，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汪精衛叛變投敵叛國。
汪精衛（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名兆銘。
祖籍浙江山陰（原紹興縣），出生於廣東三水，字季新。
早年投身革命，曾謀刺清攝政王載灃未遂，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
回國後於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
汪精衛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
1924年任中央宣傳部長。後期思想明顯退變，於抗日戰爭期間投靠日本。
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淪為漢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腫”病死。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援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第三次宣告，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最後身敗名裂。
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
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援。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
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罵的擋箭牌。
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奴役淪陷區民眾，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
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
“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絕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
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
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決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線，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
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著想。從遠處著想。”
“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著想。”
“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
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著不同的見解，如今閤中日滿三國都向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整年裡日本一直要求汪參加它對英、美的宣戰。汪的條件是廢除他所厭惡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條約，包括所有秘密協定及附件，而這些協定和附件曾使汪與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恥辱。他的條件最後得到了滿足，汪政權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