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也已被歷史的浪潮無情地捲走了。路翎從監獄出來，精神分裂，鬱悶而死；汪明早已悲慘地死於安徽勞改農場。我是幸運的，我回來後，得到了創作室的賀敬之、趙尋、喬羽、魯煤等幾位還健在的老朋友的關懷和幫助，我很感謝他們。今天我們都垂垂老矣。不管人們用怎樣的一種目光去回望往事，發出怎樣的感嘆，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劇本創作室”是一個失敗的創作機構，是我們黨領導藝術創作的一次失敗的嘗試。把作家們集中地養起來，用嚴格的政治審查來束縛他們的藝術個性，把他們培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一切都只能是對藝術生命的扼殺和對人才的摧毀。“劇本創作室”留給我們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和失敗的歷史教訓。
2009年，我們又滿懷希望地迎向共和國的第三個三十年的到來。5月4日，正當五四運動九十週年的紀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紅樓舊址的一個賓館裡參加了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的一個座談會。各地來的劇作者們自由活潑地交談著，充滿著和諧的氣氛。一位知名的劇作家在發言中提出“我們不為權力寫作”，引起了熱烈的議論。幾位朋友問我：你贊成這個提法嗎？我回答：我贊成。因為權力可以用來壓迫人，因為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所以有良知的作家決不為權力寫作。我們要為真理和正義寫作，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為人道精神，為人的自由和幸福寫作。朋友們都點頭說：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藝術信念。那就讓我們懷著這個信念展望中國戲劇的明天吧！
2009年6月14日
（原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
悲欣交集 重歸劇壇
如果現在公佈一份慘死於“文革”的中國戲劇家的名單，人們不僅會為悲悼死難者而垂淚，更會痛切地追問：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文明的民族怎麼會用這樣殘暴的血淋淋的手段，去摧毀自己的文化精英？
田漢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戲劇詩人，他一生創作了話劇六十三部，戲曲二十七部，歌劇二部，電影十三部，歌詞、詩作兩千多首，文章七百多篇，這是他奉獻給我們民族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他同時還是20世紀30—60年代戲劇界公認的最有凝聚力的領軍人物。30年代由他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中最有力的戰歌，後來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這樣一位偉大的戲劇家，他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什麼呢？他先是被一群鼓動起來的學生們揪鬥、罰跪、毆打，受盡各種侮辱；後被秘密逮捕，由軍隊看管，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直到死去。田漢當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患著糖尿病，看管他的人不給他水喝，逼得他喝自己的尿來解渴。他的遺體送去火化的時候，隱瞞了他的真名，用的是“李五”這樣一個怪名字，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的命運一模一樣。而成千上萬個“革命”小將們，卻高唱著一首《畢業歌》走向農村，這首歌正是這位被迫害而死的戲劇家30年代的作品！
一切都是這樣地不可思議，一切又都是這樣真實地發生。
只有當人們知道了戲劇界遭受的摧殘之慘痛，人們也就會懂得為什麼在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被粉碎，戲劇創作會最先順應和引領時代潮流，在舞臺上淋漓盡致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幫”的罪行了。這是“衝破禁錮後的奔騰，重見光明時的歡唱”，它預示著中國的文藝事業將迎來一個春天。
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宮戲劇創作小組的青年作者宗福先，寫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反“四人幫”的劇本《於無聲處》，它的演出像一聲春雷震動了全中國。
《於無聲處》演出的時候，我還在長沙的一家街道工廠裡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郵局買到了一張《文匯報》，一口氣讀完了這個劇本。多少年沒有過的藝術感動，使我激動不已，一夜無眠。
我是一個被拋棄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人。從1955年“反胡風”運動開始，到1956年的“肅反”運動，再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以後我經歷了長達十一年半的勞動教養，這當中經過了“大躍進”運動和三年大飢餓，以及十年“文革”，最後流落在社會底層勞動。從二十五歲到四十九歲，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歲月。
這個二十五年，是我在強制下“思想改造”的二十五年。漫長歲月的囚禁和嚴厲的管制，使我的內心充滿恐懼，長期貧困的物質生活使我的體力衰頹，我被“改造”成了一個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