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的身體終於崩潰了。我回來後，趕到醫院去看他，這使人欣喜的重逢，竟又成為令人悲痛的永別。田莊只活到五十歲。他死後，蘇叔陽、張鍥等幾位在困難日子裡得到過他無私幫助的作家，聯名寫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副刊上，我一邊讀一邊哭。
1979年的春天，是一個悲欣交織的春天。
那蓬勃進行的戲劇展演，那一片從未有過的繁榮興旺的創作景象，那一個個新的劇目激發起的強烈的社會反響，使我每一天都處在一種昂奮的精神狀態中。
而那個春天裡頻繁地舉行的為在“文革”劫難中屈死的老幹部們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嘆不已。
除了戲劇界為田漢先生舉行的隆重的悼念會之外，最令我悲嘆的是文化部的三位與我有著密切關係的副部長的命運。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曾批示對我嚴厲處置，送去勞改。“文革”後他進了監獄，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是陳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批判吳祖光右派罪行的大會上，宣佈給我戴上極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樓自殺。還有一位劉芝明副部長，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團的專案組長，1958年“反右”運動結束時，由他代表黨組織向我們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