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北京報紙仍未轉載。彭真找周揚、許立群和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商量是否轉載的問題。我說，江青已打電話來，不轉載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轉載，但要加一個按語說明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彭真很慎重，把按語草稿送給總理看。總理很穩，在按語里加了兩句主席的話：“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這時，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冊子送往北京。
關 於 《二 月 提 綱》
姚文元點名批判吳晗這件事發生後，彭真同志覺得需要制定一個學術批評的方針（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點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經過中央批准），以免發生混亂。因此，便有《二月提綱》的制定。在負責制訂《二月提綱》的五人小組向主席彙報後的第二天，許立群在###給我們傳達說，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綱》的方針。主席說，還要寬一些。主席還說：能說他（指吳晗）是反社會主義的嗎？大家當時都很高興，因為這個問題得到解決，就不至於搞亂了。
在１９６６年5月透過《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講話時說到，江青曾向主席告狀說彭真壓制她，欺負她。主席回答江青說：彭真算什麼，我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說，他當時在場。康生還說，主席曾對他說：告訴江青、張春橋不要著急，沒有什麼了不起。此後《二月提綱》就變成“反革命”的東西了。
１９6６年4月發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誣衊文藝界是“黑線專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林彪、江青搞這個《紀要》是很秘密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送到書記處，彭真給我們幾個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發了。那時，作協正在召開青年作家座談會，讓我去講講。陳亞丁聽說我講話，便去聽了。講話不能不涉及如何評價三十年代的文藝工作。我想得太簡單，沒有考慮到《紀要》已經出來了。我在講話中說：對三十年代的文藝運動要作具體分析，有革命力量，魯迅就是代表，不少進步作家、青年後來到了延安；也有犯錯誤的，但後來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團結。陳亞丁聽了以後，給江青打小報告，說我為三十年代文藝工作辯護，抵制《紀要》。
我列席了１９６６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林彪得勢。張春橋參加了，還當了分組的組長。江青沒有參加。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充滿一股殺氣，他說：他們要砍我們的腦袋，我要看看誰砍誰的腦袋！林彪為了反駁嚴慰冰的匿名信對葉群的所謂“誣衊”，竟不知羞恥地親筆寫了一個條子，印發給每個到會者。條子上寫道：我同葉群結婚三十年，我證明她同我結婚的時候是個處女。真是醜不堪聞！會上，林彪大罵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陳伯達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說，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康生兩次發言講到毛主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是有想法的，因為毛主席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不當面講，更能取得主席的歡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著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開會一個多月一直沒有換過。陳毅同志風格豪爽，他在會上說：我過去反對過毛主席，不反對才怪呢！當時我的地位比他高。還說：林彪，這個事情你不知道，當時你沒有資格參加那個會。
關於批《海瑞罷官》
１９６３年以後，我同江青的接觸多了。同江青打交道，本來應該是周揚的事，但他不願意管，要我同她聯絡，我無法推辭。江青曾對我說，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他來管文藝。
江青曾對我說過，她認為《海瑞罷官》這個劇本很壞，主張分田，同單幹風有聯絡。當時還沒有提出罷官問題。有一次，她又對我說：最近，我把關於劇本的意見對主席說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見。可見，不是主席先看了劇本，是江青看了以後告訴主席的。但是，她沒有說主席要批判。有一次，在###的會議上，周揚說：在《海瑞罷官》問題上，我們欠了一筆債，怎麼辦？因為江青也對周講過這個劇本的問題。但是，###始終沒有組織對它的批判。
１９６5年冬，上海突然發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文章發表之前，張春橋曾來北京一次。他打電話給康生，想見面，實際上是想摸底。當時，康生不把張春橋放在眼裡，回答說，沒有時間。後來，康生突然讓秘書通知張春橋，要見。張回答說，飛機票已買好，不去了。可見，張春橋是有恃無恐的。
姚文元的文章一發表，北京市領導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