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 可能被人搶劫一空。撇開最後一點不說（儘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 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 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
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 到安全的濟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如果您離開，我就 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 裡去為好。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 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 也在打仗呀。於是他們更願意跟隨我。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 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著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 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後的、 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 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 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於 德國、關於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
我們是勞動者計程車兵，
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
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
我們不會拋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只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 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裡遭 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 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 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於是，我 們把這骯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佈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鋪上了 地板，壘上了沙袋（今天一隻空袋子價值一元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當我們 發現一根內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氣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幹到這 裡，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為了對付炸彈爆炸產生的氣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 口壘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裡， 還準備了用於遭到毒氣進攻時的浸醋繃帶。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 籃子裡和熱水瓶裡準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 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麼會不來呢？我想， 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才不來的吧。我開啟收音機，聽到 這麼一條訊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這不正好嗎？我為什 麼要著急呢！我寧願丟臉，也不願意日本人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 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贏回了我的面子，儘管這次我對面子問題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 天開始了他們宣佈的狂轟濫炸——就是說推遲了一天。從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15分，從下午 l時15分至2時30分，我們又遭到了相當嚴重的轟炸。除了來我處做客 的克萊因施羅特外，在我的防空洞裡蹲有約28箇中國人，其中我自己認識的還不到 14個人。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個鄰居鞋匠，在和平時期我與他對鞋子的價格從不能 取得一致意見，因為他總是把自己返還給傭人的扣頭也計算在內，可是我只是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我的防空洞並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名下 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別牢固的。今天我還經歷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襲。我的中國 人，他們全都一聲不響。如果沒有克萊因施羅特和我說話，防空洞裡就根本聽不到 說話聲。有人會說，人就是這樣慢慢地習慣戰爭的。可是這話在此時並不完全正確。 我們一再極度緊張地注意傾聽著空襲者突然俯衝的呼嘯聲，分分秒秒地等待著落下 的炸彈聲。今天的情況十分嚴重，肯定投下了許多炸彈。後來我們不再計數了。大 地在顫抖，爆炸聲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很短，我們覺得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