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方面的成果
1.平定東突厥
在唐朝初期，對於東突厥的處理經歷了複雜的變遷。永徽元年（650年），高侃成功擒獲了車鼻可汗，穩定了漠北地區，這標誌著唐朝對東突厥的一次重大勝利。然而，開耀元年（681年）的情況卻大為不同，當時歸降的東突厥領袖阿史那伏念再次自立為可汗，並與另一位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聯合進攻唐朝邊境。
面對這一挑戰，唐高宗任命裴行儉為主帥進行反擊。儘管初期遭遇挫折，但透過智謀，裴行儉成功地讓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溫傅相互猜疑，並最終迫使他們投降。然而，在回京後，由於朝中大臣裴炎的嫉妒，李治決定違背承諾，處決了包括阿史那伏念在內的多名突厥降將，這一舉動嚴重損害了唐朝的信譽。
這次事件不僅標誌著唐朝首次大規模屠殺歸降的少數民族首領，也激發了突厥貴族進一步的分裂活動。次年（682年），突厥餘部在骨咄祿的帶領下重新崛起，建立了後突厥政權，並頻繁侵擾唐朝邊境，給唐朝帶來了嚴重的安全威脅。李治不得不派遣程務挺加強邊防，以應對日益嚴峻的局面。
2.平定西突厥
在高宗李治登基後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破乙毗射匱可汗，自號沙缽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節西擊沙缽略可汗，從此連年用兵西域。顯慶二年（657年），大將蘇定方等人大破西突厥，沙缽羅奔石國（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一帶），被擒。西突厥滅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次年，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今新疆庫車）。
3.對百濟與高句麗的征服
永徽六年（655年），面對高句麗與百濟聯軍對新羅的進攻，新羅派遣使者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李治響應新羅的請求，先後派遣軍隊出擊高句麗和百濟。
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國公蘇定方率軍成功平定了百濟，並將百濟國王扶余義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虜獻於東都洛陽紫微城的則天門。李治親自責問後，頒佈詔書釋放了他們，標誌著百濟正式滅亡，這一事件被史書稱為“唐滅百濟之戰”。然而，百濟內部並未完全平息，隨後爆發了復國運動。直至龍朔三年（663年），在白江口戰役中，唐將劉仁軌大敗前來援助百濟的倭國軍隊，徹底打破了復國的希望，百濟國王逃亡至高句麗。
總章元年（668年），唐朝軍隊繼續推進，最終攻佔了高句麗的首都平壤，宣告高句麗的滅亡。透過這些軍事行動，唐朝不僅鞏固了其在東亞的地位，也展現了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戰略決心。
支援佛教的發展
宗教建設方面，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後，命令全國各州建立一所道觀和一所佛寺，共設358個州，則這一年營建的道觀和佛寺總計716所，標誌著唐代道教宮觀建設的一個高峰。在此之前，儘管高祖和太宗尊崇道教，但並未大規模增置道觀。而在高宗時期，道教的發展得到了顯著推動。唐高宗對佛教的發展給予了大力支援。
他特別重視玄奘法師的佛經翻譯工作，這不僅幫助了更多人瞭解和學習佛教教義，也促進了宗教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在他的推動下，佛教活動變得更加頻繁和多樣化，極大地豐富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生活，也為文化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的大力支援下，佛教迎來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全國各地紛紛興建或擴建了眾多聞名遐邇的佛寺，成為信仰與藝術的聖地。
其中，洛陽的龍門石窟最為突出。這一時期，龍門石窟的開鑿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了起來。無數技藝精湛的工匠們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將他們對佛法的虔誠與敬意融入每一刀、每一鑿之中。這些工匠不僅創造了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傑作，也留下了對信仰深深的敬畏之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龍門石窟逐漸展現出了其宏偉壯麗的姿態，成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佛教藝術寶庫。它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和遊客前來瞻仰朝拜，見證了佛教文化的繁榮與發展。龍門石窟不僅是藝術的瑰寶，更是那個時代精神追求的象徵，歷經了歲月的洗禮，它依舊散發著無盡的魅力。
七次移都就食
在唐高宗李治統治期間，關中地區的經濟狀況因土地承載力的過度飽和和頻繁的自然災害而顯著惡化，導致該地區糧食產量銳減，難以滿足京師長安人口的需求。與此同時，唐朝初期的漕運體系尚未完善，將江南富饒之地的糧食轉運至長安相比起轉運到洛陽顯得尤為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