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安史之亂的沉重打擊，關東地區人口銳減，大片肥沃的土地被荒廢，無人耕種。曾經繁華熱鬧的城鎮如今變得冷冷清清，一片蕭條。特別是河北地區，由於長期受到戰亂的影響，社會風氣也發生了轉變，人們更加重視武力而非文化教育，昔日的繁榮景象不再。這段時期，許多村莊和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機，田野里長滿了雜草，曾經繁忙的集市現在少有人跡。
在河北等地，因為戰爭的持久影響，百姓們的生活重心轉向了自保和生存，對於讀書學習的興趣逐漸淡薄，更多人選擇學習武藝以應對不安定的時局。整個區域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都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反映出這場戰亂對當地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深遠影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關中地區依然保持著透過詩賦選拔人才的傳統，十分重視文化修養和學術研究。
儘管同屬大唐王朝的領土，關中和受戰爭影響嚴重的其他區域，在文化風貌上逐漸拉開了差距。一邊是戰火紛飛，人們更多地關注生存和自保；另一邊則是書香四溢，繼續強調教育和文化的傳承。這種差異也顯示了戰爭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以及文化在穩定環境中的持續生命力。兩個地區原本屬於同一個國家，卻因為戰爭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展現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景象。
更為糟糕的是，由於大量的邊防軍隊被回撥參與平定內亂，邊疆防線頓時空虛。外族勢力見狀，紛紛趁機入侵中原大地。其中，吐蕃軍隊尤為兇猛，他們迅速攻佔了隴西地區，並長驅直入關中地帶，甚至連長安城也曾一度落入敵手，慘遭淪陷。廣德元年（763年），吐蕃趁著唐朝內亂之際攻佔了長安，迫使代宗出逃至陝州。面對此危機，代宗迅速起用了名將郭子儀，成功地阻止了對吐蕃的反擊，並最終擊退了入侵者。
永泰元年（765年），當僕固懷恩發動叛亂時，唐代宗再次倚重郭子儀等人，平定了這次動亂，穩固了朝政。與此同時，回紇也不甘示弱，他們雖然表面上協助唐朝平叛，但實際上卻不斷向朝廷索取鉅額財物，這種無休止的勒索無疑給本就已經疲憊不堪的唐朝國力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政府無力全面收回叛軍餘部的兵權，不得不繼續任命這些將領為地方節度使。其中，李寶臣的成德鎮（治今河北正定）、李懷仙的幽州鎮（治今北京市城區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鎮（治今河北大名）並稱為“河北三鎮”，成為最為跋扈的藩鎮。這三鎮名義上尊奉唐王朝，但實際上擁有自己的土地、人民、軍隊和財賦，父去子代，長期割據一方，直至唐朝滅亡。
除河北三鎮外，安史之亂後內地也普遍設立了藩鎮。在中原地區，如淄青（治今山東東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義（治今山西長治）等藩鎮，其割據性較強；而在南方，藩鎮軍隊較少，節度使則基本忠於朝廷。
儘管河朔等地存在極個別割據的藩鎮，但這些藩鎮在一定程度上仍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依賴朝廷授予的官爵以維持軍心穩定。朝廷在藩鎮表面恭順的前提下，開始預設某些藩鎮自主選擇節度使的權利。各藩鎮間功能各異，也存在矛盾：中原和邊疆地區的藩鎮保證了內外勢力的均衡，而東南藩鎮則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援。
這種複雜的權力結構和相互制約的關係，使得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的巨大沖擊後，仍然能夠延續百餘年。正是由於藩鎮間的制衡機制，以及它們對中央政權的有限忠誠，才使得唐朝得以在動盪不安的政治環境中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穩定。這一時期，唐朝雖然失去了絕對的中央集權，但透過與地方勢力的妥協與合作，成功地延緩了帝國的最終崩潰。
而在內廷之中，宦官專權的現象日益嚴重。李輔國、程元振等人憑藉著擁立唐代宗登上皇位之功，開始肆意干涉朝政，左右皇帝的決策。宦官魚朝恩更是得到了統領禁軍的要職，一時權勢滔天。
唐代宗在位期間展現出了改革朝政的決心與能力。他嚴厲打擊權宦和強臣，使不少奸佞之人或亡或貶，同時重用賢能之士如楊綰，並任命劉晏進行鹽法改革，顯著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大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在大明宮紫宸內殿離世，其子李適即位，是為唐德宗。
唐德宗繼位後，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稅法改革。該稅制規定每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徵收賦稅，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轉向“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標誌著古代賦稅制度從“舍地稅人”向“舍人稅地”的重大轉變。這項改革在短期內有效緩解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