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強調在經歷了大亂之後，應該以安靜為根本，給百姓提供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以便休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經濟。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力強盛，但由於頻繁發動戰爭和不斷徵發徭役，最終導致了雖富強卻走向衰敗的命運。原因在於其政策過於“動”，即過度干預。相反，在大亂之後，民心渴望安定，此時若能保持靜態，則社會會趨於穩定；反之，若繼續擾動，則可能導致新的混亂。這道理並不深奧難懂，而是顯而易見。
為了防止勞役百姓，魏徵多次勸諫太宗停止不必要的軍事行動，提倡輕徭薄賦，布德施惠。例如，貞觀二年（628年），當高昌王麴文泰準備入朝，西域諸國也計劃派遣使者貢獻時，魏徵上諫指出此舉將使沿途州縣不堪重負。李世民聽取了他的意見，立即下令召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同樣，在貞觀六年（632年），面對文武百官請求東封泰山的提議，魏徵考慮到隋末戰亂剛過，戶口尚未恢復，倉庫空虛，車駕東巡將耗費巨大，最終說服李世民放棄了這一計劃。
魏徵深知帝王崇飾宮宇、奢侈無度將帶來的嚴重後果。他提醒李世民以隋煬帝為例，“亡隋為鑑”，警惕這種行為可能引發的危機。隨著李世民在位時間的增長，有時他會忘記早期的節儉作風。如貞觀十一年（637年），李世民東巡洛陽期間，因為不滿地方官吏的供奉，嚴厲責備了他們。
魏徵察覺到這是奢侈風氣漸起的危險訊號，立刻引用隋朝因苛求貢品而導致滅亡的歷史教訓，勸說李世民應當在這個時候更加謹慎自律，而不是後悔自己不夠奢華。隨後，魏徵再次上疏強調，“願當今之動靜，皆以隋為鑑”，以此警醒李世民，幫助他認識到存亡治亂的道理。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理念不僅符合當時唐初的國情民意，而且對於醫治隋末戰亂留下的創傷、促進社會經濟復甦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李世民對此深有感觸，曾對宰相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收到不少奏章，有的主張皇帝必須獨掌威權，不能委任臣下；有的希望耀兵振武，威懾四夷。唯有魏徵建議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認為只要中國安寧，遠方的人自然會歸順。朕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天下安寧，遠方的君長紛紛前來朝貢，九夷之地的使節絡繹不絕。這一切成就，都是魏徵智慧的體現。”
兼聽廣納，君臣共理
貞觀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向諫議大夫魏徵詢問明君與暗君的區別。魏徵直言不諱地回答說，明君之所以明智，在於能夠廣泛聽取不同的聲音；而暗君之所以昏庸，則是因為偏聽偏信。他引用了歷史上的賢君如唐堯、虞舜的例子，他們廣開言路，使得四方的資訊得以暢通，因此不會被矇蔽和誤導。相反，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煬帝等因偏聽而失去天下，卻渾然不覺。
魏徵認為，帝王若能兼聽納下，則有權勢的大臣無法阻斷資訊的流通，民意也能夠直達天聽。這樣不僅有助於克服帝王可能存在的主觀片面性，而且對於防止其獨斷專行，減少一些決策上的失誤至關重要。由於帝王大都深居宮中，難以全面的瞭解社會現實，只有透過廣泛聽取意見，才能確保政策的正確性和有效性。
在魏徵看來，兼聽納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改進君主的思想作風，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對臣下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以及君臣共同治理國家的精神。魏徵還強調，君臣如同一體，彼此信任，協同合作，這樣才能達到治國的理想狀態。如果君主忽視臣下的建議，只憑著個人的意志行事，那麼很難實現良好的治理。
魏徵還指出，君臣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君主應當以誠信待人，信任臣下，否則上下之間將會產生猜忌，這樣對理想的治國境界是極為不利的。基於此，李世民在實踐中積極採納了魏徵的觀點，從而促進了君臣間的和諧合作，鼓勵臣下大膽進諫，糾正施政中的錯誤，最終形成了貞觀年間諫諍之風盛行的開明政治局面。這種做法大大改善了君臣關係，使朝廷決策更加科學合理，為“貞觀之治”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知人善任，懲惡勸善
魏徵在其諫言中引用了管仲對齊桓公的回答，指出了妨礙霸業的五大用人問題：無法識別人才、識別後不能任用、任用後不能賦予重任、信任不足、以及任用後又讓小人干預。這五點——識人、任用、賦權、信任和不使小人參之——構成了魏徵吏治思想的核心。
魏徵強調，君主能夠識別人才是合理任用忠良與賢能之士的前提條件，這對於實現“無為而治”和天下大治至關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