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開元盛世”初期為唐朝帶來了顯著的繁榮與穩定，但到了天寶年間（742-756年），長期的和平使得唐玄宗李隆基逐漸失去了早期治理國家的熱情，轉而追求奢華和享受個人生活。特別是自745年楊玉環被納為貴妃之後，玄宗愈發沉醉於宮廷享樂之中，對國事的關注度有所下降。
此時，朝廷內部權力結構也悄然發生變化，出現了像李林甫這樣的強勢宰相。李林甫不僅善於處理政務，維持了朝政的高效運作，還透過一系列手段排除異己，打壓任何可能威脅其地位的競爭者，進一步集中了自己的權力。這種政治生態的變化，為後來的政治風波埋下了隱患。
儘管天寶年間（742-756年）的政治風氣逐漸趨向奢靡，這一時期的經濟卻依然維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根據歷史記錄，直至天寶十二載（753年），從長安向西綿延超過萬里的廣袤土地上，依舊呈現出一片人煙稠密、農業繁榮的景象。到了天寶十四載（755年），全國統計的戶數達到了900多萬戶，人口約5200萬，這是唐朝歷史上官方記錄的人口峰值，不僅彰顯了社會經濟的蓬勃活力，也見證了帝國在這一時期所達到的空前規模。
然而，在這表面的繁榮之下，暗流湧動，危機四伏。唐玄宗李隆基此時已深陷於音樂、美酒與歌舞昇平的宮廷生活，對國家大事的關注日益減少。朝廷內部，權力鬥爭激烈，政策執行力度減弱，這些都為未來的動盪埋下了隱患。雖然天寶時期的經濟成就令人矚目，但其政治治理的鬆懈和潛在的社會問題，預示著大唐盛世的黃金時代正悄然走向轉折點。
唐玄宗李隆基還做了一件挑戰當時傳統倫理觀念的事件：他將原本是自己兒媳的楊玉環迎入宮中，並對她寵愛有加。楊玉環的存在及其與唐玄宗之間的關係，成為了後世文學、藝術作品中的靈感來源，持續影響著中國文化的多個方面。
隨著唐玄宗對享樂生活的沉迷加深，朝廷的運作也逐漸變得無序。他還輕信身邊人的讒言，解除了賢能宰相張九齡的職務，轉而重用了李林甫和楊國忠。但這兩位新任宰相更多地關注個人權力與利益，而非國家的長遠發展，由此進一步加劇了政治腐敗和行政效率的下降。
這樣的轉變，不僅動搖了唐朝的政治基礎，也為未來的動盪埋下了隱患。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內部問題逐漸的顯現出來，最終導致了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李林甫表面上給人以和藹可親的印象，彷彿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者，實際上卻是一個心機深沉、手段老辣的傢伙。他猶如一條隱匿於暗處的毒蛇，時刻準備對手發起致命一擊。他還善於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朝廷內外壓制不同的聲音，尤其針對那些可能威脅到其地位的賢能之士，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打壓措施。為了鞏固自身權勢，李林甫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精心謀劃的政治策略猶如天羅地網，令人不寒而慄。
他不僅擅長排除異己，更精通於在表面營造出一種和諧穩定的幻象，使潛在的反對力量如一盤散沙，難以匯聚成可與之抗衡的有效勢力。如此一來，李林甫得以成功壓制不同聲音，穩坐執政寶座。儘管李林甫的執政手段在歷史上引發了諸多爭議與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的治理下，唐朝一度保持了表面的穩定。然而，這種看似平靜的局面之下，實則暗流湧動，李林甫的政策選擇雖在短期內鞏固了政權，卻也為唐朝後期的政治危機埋下了伏筆，影響深遠。李林甫的統治風格和他對權力的強烈追求，為後世敲響了警鐘：那些短期內看似有效的權力維護策略，實際上可能在長遠的歷史程序中帶來更為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後果。這些也成為了後世政治家們思考權力平衡與治理藝術的重要借鑑，警示著人們在追求權力時必須謹慎權衡，不要被短期利益所矇蔽，而忽視了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李林甫推行了一項極具爭議性的政策，即大量任命缺乏漢文化背景的少數民族將領擔任邊疆的重要職務。這一舉措不僅打破了傳統的“出將入相”晉升路徑，賦予了這些外族將領更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且深刻改變了唐朝的軍事結構與邊防格局。在這種政策下，唐朝開始重用如高仙芝、哥舒翰和安祿山等外族將領來鎮守邊關。起初，這些將領確實在邊境防禦中為國家立下了赫赫戰功，但隨著他們逐漸積累了足夠的實力和自主性之後，最終成為了動搖大唐政權穩定的關鍵因素。李林甫的這項決策，雖然在短期內看似鞏固了邊疆的安全，但從長遠來看，卻為唐朝埋下了不安定的種子，從而也揭示了當時這一決策的短視與風險。
與此同時，宮廷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