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遂寧內外:唐德宗的統治策略(下)(4 / 4)

明智慧,卻不信任宰相而更傾向於聽信他人,這使得奸佞之人得以乘虛而入,玩弄權術。”

三位大臣從不同角度對唐德宗的統治風格提出了批評,既認可了他的某些優點,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了他在用人和決策上的不足。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政治環境中的複雜性和挑戰,也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教訓。

蘇轍的評價:唐德宗即位之初,心懷好名之志,急於建立功業。面對河朔三鎮長期的叛亂——這些勢力父子相傳,盤踞已達三十年之久——德宗決意以全國之力平定此亂。田悅因驚疑而起兵,朱滔與王武俊隨之響應。德宗派遣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將領迎戰,但勝負未分之際,他急切求勝,又調遣李晟率領禁衛軍,李懷光帶領朔方軍隊加入戰鬥,使得五路大軍齊聚魏博附近。

然而,淮西的李希烈趁機崛起,戰爭連綿不斷,常規賦稅已無法支撐龐大的軍費開支。為了籌集資金,德宗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如抽取貫算、向商人借貸,甚至掏空國庫以支援外部軍事行動。關中的局勢逐漸失控,而德宗對此卻渾然不覺。涇原兵變突然爆發,德宗被迫倉皇逃離長安,歷經半年才得以重返。

這次經歷讓他心力交瘁,對戰爭產生了深深的厭倦。從此以後,他採取了一切可能的安撫政策,特別是對於藩鎮的處理上轉向了極端的姑息態度。每當有節度使去世,德宗總是任命那些得人心的地方將領為留後,即使這些人是透過篡奪手段獲得權力的也不例外。

蘇轍認為,正是因為德宗常常持有無常之心,所以前期勇猛,後期卻變得怯懦;而陸贄則始終持有一顆恆常之心,因此在勇敢和謹慎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由此觀之,德宗的態度前後反差巨大,從最初的急功近利到後來的過度姑息,最終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後果。而真正明智的領導者應當保持一貫且穩定的治理原則,避免因個人情緒或一時衝動而改變國家的大政方針。

愛新覺羅·弘曆在評價唐德宗時,深刻分析了其統治期間的得失,並指出了導致國家動盪的根本原因。他認為世人普遍認為德宗有三大失誤:一是過於姑息,二是任用宦官,三是喜好聚斂財富。然而,弘曆指出這些表象背後的真正問題是“用小人而忌君子”

- 即位之初的清明:德宗初登基時,重用賢相崔佑甫,天下因此得以安寧,政績斐然。他拒絕李正己的賄賂,將其賞賜給軍隊,顯示出不務姑息的態度;杖責中使邵光超,表明他對宦官的控制;下詔停止各地貢品,體現了他並不貪婪。這一時期的治理成就幾乎可以媲美貞觀之治。

- 盧杞的影響:然而,隨著盧杞的上臺,上述優點被一一逆轉,最終導致了涇原之亂的發生。這成為治亂興衰的一個顯著例證。

- 朱泚圍城與陸贄的作用:在奉天被朱泚圍困時,德宗開始信任陸贄,言聽計從,併發布罪己詔書,使得士兵感動落淚。當懷光再次叛亂,德宗逃往梁州途中失去陸贄時,甚至痛哭流涕。正是依靠陸贄的謀略,社稷才得以復安。

- 復國後的轉變:復國之後,德宗卻逐漸疏遠了陸贄,轉而採取更加保守和姑息的政策,同時增加了對財富的追求。宦官勢力日益強大,國家逐漸走向衰落。弘曆形容這種變化如同病人剛剛康復卻立即暴飲暴食一樣危險。

弘曆最後總結說,唐德宗之所以導致混亂,是因為他在危機時刻能夠警醒並採取正確措施,但在太平時期卻不能保持謹慎。德宗的治亂交替,根本在於是否重用瞭如崔佑甫、陸贄這樣的賢臣,而非小人如盧杞等人。

結語

歷史人物的評論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君主的英明與否不僅取決於他們能否識別人才,更在於是否真心誠意地任用賢能,並始終保持警惕,避免陷入偏聽偏信的小人圈套。唐德宗的經歷為後世提供了重要的警示——用人之道決定國家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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