蕩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長子李適為主帥，僕固懷恩為副帥，統率河東、朔方及各道行營軍隊，聯合回紇騎兵，組成十餘萬大軍，向自稱燕帝的史朝義部發起猛烈攻勢。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亦率軍參戰。唐軍於壬申日抵達洛陽北郊，並於甲戌日在橫水與安史叛軍展開決戰，最終取得決定性勝利，俘殺叛軍六萬餘人，迫使史朝義向北潰逃。
隨後，唐軍迅速收復了東京、河陽及汴、鄭、滑、魏等州。同時，燕相州守將薛嵩與恆州節度使張忠志（即李寶臣）也相繼歸順，獻上了趙、定、深、恆、易五州。至寶應二年（763年）初，走投無路的史朝義在北逃途中被意圖歸唐的燕范陽尹李懷仙追上，被迫自殺。李懷仙割取其首級來降，標誌著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七月，群臣為表彰李豫的功績，上尊號為“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舊將埋下隱患
安史之亂平定後，李豫採納了僕固懷恩的建議，決定允許原安史舊將鎮守河朔地區。這一決策在短期內確實穩定了動盪的局面，緩和了緊張局勢，並有助於恢復地區的秩序。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一舉措也被認為是為中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筆。這些前叛軍將領被賦予了極大的地方權力，逐漸形成了各自為政、勢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雖然此舉最初旨在鞏固政權和平息動亂，但最終卻促成了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挑戰了中央權威，從而開啟了藩鎮割據的歷史階段。儘管唐代宗李豫的決策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過度依賴軍事將領的地方治理可能會導致中央權力的分散，進而影響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即位之初內憂外患
寶應元年（762年），唐廷為了追討江淮地區八年間累積的租稅，派遣了一批強硬的官吏擔任地方縣令，強行向民間徵收糧食和布帛。此舉引發了農民的強烈不滿與廣泛反抗。特別是在臺州臨海（今浙江臨海），當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島）集結力量，領導起義軍攻佔了台州，並自立年號“寶勝”（或稱“升國”）。隨後，袁晁的軍隊連續攻克信州、溫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結了近二十萬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區，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縣）帶領饑民揭竿而起，響應袁晁的起義。
面對浙東地區此起彼伏的起義浪潮，李豫命令駐守臨淮（今江蘇盱眙）的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分兵進行鎮壓。經過一系列激烈的戰鬥，至廣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隊逐漸平定了浙東地區的起義軍。袁晁最終被捕並遭處決，標誌著浙東動盪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僅揭示了當時政府政策的嚴厲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反映了民眾在苛政下的抗爭精神。
在唐朝內亂之際，吐蕃趁虛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領土，並深入內地，佔領了從陝西鳳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餘個州。廣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軍大舉入侵，邊疆將領多次告急，然而這些警報卻被宦官程元振隱瞞不報。十月，叛變的涇州刺史高暉引導吐蕃軍隊穿越鄰近州縣，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師長安。面對突如其來的威脅，李豫緊急任命雍王李適為關內元帥，並啟用郭子儀擔任副元帥抵禦敵人。由於反應遲緩，李豫被迫匆忙撤離京城，前往陝州避難，導致大量官員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佔領長安後，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庫與市井，燒燬民居，使長安陷入一片混亂。
幸虧郭子儀巧妙周旋，最終迫使吐蕃撤出長安。李豫於同年十二月返回長安，並重賞了郭子儀。因宦官程元振“專權自恣”，貽誤軍機，李豫罷免了他的官職並將其流放至江陵。朔方節度使、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在安史之亂中戰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為國捐軀。但之後卻遭到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和宦官駱奉先的排擠，在無法向朝廷申訴冤屈的情況下。
廣德元年，僕固懷恩派其子僕固瑒攻打辛雲京，企圖澄清自己的名聲。儘管李豫多次嘗試招撫，但都未能成功。最後，李豫只得採納刑部尚書顏真卿的建議，派遣長期在朔方任職的郭子儀前去進行招撫。僕固懷恩之子僕固瑒在進攻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時遭遇頑強抵抗，受阻於榆次。最終，在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僕固瑒被自己的部下所殺。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僕固懷恩再度發動叛亂，並大肆宣傳唐帝李豫已死的訊息，以此鼓動吐蕃、回紇、吐谷渾、党項和奴剌等部族組成三十萬聯軍，意圖直取長安。這一舉動使京師震動，朝廷上下與百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