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藩鎮
削藩戰爭的挫折，特別是“奉天之難”的爆發，使唐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最初的強硬轉為了後來的姑息。從而使得地方割據勢力逐漸增強。據說，在朱泚反叛後，德宗曾考慮逃亡成都，這也暴露了他對局勢的絕望。但最終在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之下，德宗才選擇留在了長安。唐德宗對藩鎮態度的轉變，也讓原本解決藩鎮問題的良好機遇被錯過，此號藩鎮割據的局面愈發難以收拾，最終成為積重難返的問題。
依重宦官
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唐德宗李適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在於他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人，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了對他的忠誠和支援，遠超過那些本應效忠於他的禁軍將領。這也給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終將統領禁軍的重任交給了宦官。
興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師三個月後，便決定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並任命竇文場和霍仙鳴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隨著神策軍地位的提升，逐漸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為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部隊。
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適進一步擴建神策軍為左、右神策軍，並繼續由宦官擔任監軍。至貞元十二年（796年），李適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直接授予他們高於神策軍大將軍的地位，成為實際的統帥。
從此，神策軍的指揮權落入宦官手中。此外，德宗還透過設立監軍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擔任各地藩鎮監軍的做法，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並使之制度化。這一系列舉措表明，宦官已從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為政治中樞的重要力量，對後續唐朝皇帝的影響深遠，甚至出現了兩位皇帝亡於宦官之手的情況。史學家普遍認為，宦官專權是唐代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而這一狀況的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密切相關。
寵信奸臣
在建中年間（780年－783年），唐德宗對奸相盧杞的崇信達到了頂峰。盧杞為人陰險狡詐，善於迎合聖意，嫉妒賢能，黨同伐異，陷害了許多忠良之士，如顏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亂，加劇了建中年間的動盪局勢。盧杞的專權不僅破壞了朝廷內部的和諧，也削弱了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為後來的叛亂埋下了隱患。
進入貞元年間，德宗又寵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齡，任命他掌管國家財政。裴延齡為人奸詐，欺君罔上，為了迎合李適的貪慾，不顧百姓的貧困和疾苦，大肆聚斂財物。他的政策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也引發了社會不滿，進一步加深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和社會矛盾。宰相陸贄曾上奏書，極力揭露裴延齡的奸詐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於下”，警告這樣終將會招致禍亂。陸贄的諫言極為深切，直指問題的核心，但他忠直的聲音未能打動唐德宗李適。相反，唐德宗不僅不聽忠告，反而貶斥了陸贄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們受到打壓，進一步惡化了政治環境。
唐德宗李適對盧杞和裴延齡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誤。這些奸臣的存在不僅破壞了朝廷的政治生態，也影響了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尤其是裴延齡的財政政策，直接導致了民生困苦和社會動盪，動搖了唐朝的根基。李適未能採納賢臣的建議，反而將他們排擠出權力中心，這不僅削弱了他的統治基礎，也為後續的歷史程序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文體革新運動與古文運動
大曆至貞元年間（766年－805年），唐朝經歷了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隨著復古主義思潮的興起，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的文體革新運動逐漸形成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這一運動旨在打破駢文的空洞華美，追求更加自然自由的表達方式，以適應社會現實的需求。古文不僅語言簡潔、抒寫自由，更便於表達複雜的思想，因此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支援。
唐德宗李適本人擅長文章與詩歌創作，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的支援之下，古文運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和發展。德宗重視科舉制度，廣納賢才，鼓勵文學創作，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了文化繁榮的重要階段。在此影響下，“唐傳奇”小說創作也進入了興盛期，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亮點。
“開元禮”科的設立
貞元二年（786年），為了選拔更多具備實際才能的人才，唐德宗在科舉考試中增設了“開元禮”科，其考試形式包括問義與試策兩部分。這項改革不僅拓寬了人才選拔的渠道，也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