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舉措
唐武宗李炎執政的會昌年間，他採取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宦官勢力、強化相權的重要政策。當時，宦官的權力已經膨脹到威脅朝廷正常運作的程度，特別是在“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幾乎掌握了國家的主要權力，而宰相的角色則被邊緣化為僅僅是執行命令的工具人。為了扭轉這一不利的局面，武宗任命了賢能的宰相李德裕，並透過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改革措施來改變現狀：
一、削弱宦官勢力
首先，針對宦官首領仇士良的專橫跋扈，唐武宗運用智慧的政治策略，表面上晉升仇士良為觀軍容使，實際上卻逐步剝奪了他的軍事指揮權。最終，武宗迫使仇士良自動提出退隱，並在他去世之後以貪汙受賄等罪名沒收了其全部家產，從而對宦官集團形成了有效的打擊。
二、加強宰相的權利
其次，在武宗與李德裕的共同努力下，恢復了宰相在政治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務應歸中書省管理，確保宰相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進行治國理政。為了避免歷史上由於宰相長期獨攬大權而導致的問題——例如李林甫長時間把持朝政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李德裕還建議定期更換宰相，限制任期長度，以此維護了政治環境的清廉和公正。同時重新賦予了中書舍人參與日常政務的權利，這些舉措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的運作效率，也提升了決策的質量。從而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宦官勢力的增長，強化了宰相及中央官員在處理國家事務方面的作用，對於維持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清理入仕門徑
在唐末時期，翰林學士劉允章與範祖禹曾上言，陳述官僚體系腐敗和入仕途徑過於寬鬆的問題，認為這些問題對國家的危害程度幾乎可以與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相提並論。針對這些弊病，在會昌年間（840-846年），武宗宰相李德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嚴格控制官員選拔程式，並提高官僚隊伍的整體素質。為了提升銓選的質量，他們強化了進士科的考試製度，確保只有真正有學識的人才可以透過考試。具體來說採取了以下措施：
1.限制錄取人數：規定每年透過進士科考試的人數不得超過二十五人，以此提高人才選拔的競爭性。
2.引入覆試製度：在原有考試的基礎上增加了覆試環節，以進一步篩選出最優秀的候選人。例如，在會昌四年（844年）和五年（845年）的覆試中，許多初選合格的考生未能透過更為嚴格的覆試，這體現了朝廷對於選拔標準的嚴格把控以及對浮華風氣的抑制。
其次，對於新科進士的職位分配也制定了更嚴格的規定。根據會昌二年（842年）的一道敕令，所有新科進士必須先從基層職務做起，如州府參軍或緊縣尉等，並且需要經過兩次考核後，才能被正式任命為更高層級的官員。這一政策旨在讓年輕官員積累實際工作經驗，避免因缺乏實踐經驗而導致的工作失誤。
此外，朝廷還規範了地方道府推薦官員的行為，限制了各道奏請官員的數量，從而防止“幸門”的開啟——即透過非正式渠道獲取官職的現象。此舉不僅有助於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也減少了地方勢力坐大的可能性，進而增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和控制力。
最後，針對門蔭特權的濫用問題，朝廷釋出了新的敕令，要求嚴格執行用蔭的標準，打擊假冒特權的行為，確保只有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才能夠享受門蔭帶來的利益。這不僅提高了官僚隊伍的專業性和廉潔度，同時也促進了吏治的清廉和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
四、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後，致力於透過一系列改革來整頓吏治，特別是以嚴刑峻法為核心，對貪腐行為進行嚴厲懲處。這些改革措施顯著提高了行政效率，併為唐朝後期的政治穩定和廉政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 精簡政府機構
會昌四年（844年），武宗採納了宰相李德裕的建議，裁汰了兩千多名冗官，精簡了政府機構。這一舉措不僅減少了國家財政支出，還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政府運作更加靈活高效。
2. 對貪腐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武宗在開成五年（840年）正月釋出的即位赦文中，明確表示除了犯有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及官員貪贓枉法等罪行的人不予赦免外，其餘所有罪犯不論罪行輕重均予以釋放。現了他對嚴重犯罪尤其是腐敗現象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3. 加強廉政建設
為了進一步強化廉政建設，唐武宗在會昌元年（841年）正月下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