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識人用人之道，也成為後世為人稱道的一段佳話。
運籌帷幄
在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房玄齡度過了十多年的關鍵歲月，始終肩負著掌管軍事謀略和文書管理的重要職責。他以非凡的效率和精準的文書處理能力聞名，每當有軍書或奏章需要起草時，房玄齡總能迅速完成任務，其文稿不僅簡潔明瞭，而且義理深遠，充分展現了他對事務深刻的理解。
唐高祖李淵對房玄齡的能力深感讚歎，曾對身邊的侍臣們說：“此人深知事態輕重，堪當大任。每當我兒世民向我陳述事務，經由房玄齡之手所呈報的內容，總是能夠準確把握人心，洞察人性。即便相隔千里，也彷彿面對面交談般清晰無誤。”由此可見，房玄齡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高度認可。
然而，隨著宮廷內部權力鬥爭的加劇，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之間的矛盾逐漸公開化。為了削弱李世民的力量，太子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驅逐秦王府的核心成員。在此背景下，房玄齡和他的摯友杜如晦一同被排擠出朝廷，被迫離開他們為之效力多年的秦王府，前往外地任職。這一變動無疑是對房玄齡個人事業的重大打擊，也是秦王府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過，這並未動搖房玄齡對李世民的忠誠和支援，也為後來的歷史發展埋下了伏筆。
安定社稷
武德九年（626年），房玄齡在那次決定唐朝命運的關鍵時刻——玄武門之變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遠的謀略，協助秦王李世民成功奪取了帝位。李世民對房玄齡的高度評價溢於言表，讚譽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認為正是房玄齡的深思熟慮和精準策劃，才使得這場政變得以順利實施。
在論功行賞之時，李世民將房玄齡與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並列為頭等功臣，彰顯了他們對建立新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為了表彰房玄齡的傑出成就，李世民特賜封他為邢國公，這一榮譽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忠誠和無私奉獻的高度肯定。
精誠奉國
房玄齡追隨李世民平定天下，經歷了無數生死考驗，深知創國立業的艱辛。他時刻銘記著這份艱難，始終保持著警醒，力戒驕奢淫逸，致力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房玄齡特別重視吏治問題，認為這是求治的根本所在。他認為官吏的公平正直是治國之要道，因此在選拔官吏時嚴格遵循“量才授職，務省官員”的原則，確保每個職位都能由最合適的人擔任。這一理念得到了李世民的支援，於是房玄齡大力推行簡政並省官吏政策，最終將文武官員總數精簡至六百四十員。這樣的改革不僅裁去了冗官濫職，提高了政府效率，還節省了財政開支，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對於剛剛經歷隋末大亂、人口銳減的唐初來說尤為重要。
房玄齡精通典制政令，在貞觀初年這個國家重建的關鍵時期，與尚書右僕射杜如晦共同執掌朝政，負責制定和完善各種規章制度。無論是亭臺樓閣等建築的規模，還是法令、禮樂、制度等方面，他們二人都精心設計，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並贏得了當時人們的讚譽。
在法律方面，房玄齡秉持寬厚平和的原則，簡化律令，廢除了隋朝苛酷的刑法，使得唐朝的法律體系更加人性化。他所修訂的律、令、格、式，奠定了唐代法制的基礎，歷經數百年而未發生重大變動，顯示了其深遠的影響。
貞觀三年（629年），房玄齡因功被改封魏國公，出任尚書左僕射，並監修國史。他日夜操勞，勤勉工作，以明達的吏事處理能力和寬平的法令政策聞名。他任人唯賢，不分貴賤，因此被譽為一代良相。
到了貞觀九年（635年），房玄齡因為主持高祖山陵的建設有功，被加封為開府儀同三司；貞觀十一年（637年）又被封為梁國公；貞觀十三年（639年），他更是被任命為太子少師，留守京師，輔佐太子。儘管女兒成為了韓王妃，兒子房遺愛娶了高陽公主，地位顯赫無比，但房玄齡始終保持謙遜，從不炫耀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貞觀十八年（644年），當唐太宗李世民決定親自征討遼東高句麗時，他再次委以重任，命房玄齡留守京城長安，確保國內穩定。房玄齡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成為了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一位重臣。
病榻心繫國事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齡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得知這一訊息後，唐太宗李世民極為關切，不僅派遣御醫為他精心治療，還每日提供御膳，並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