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出官場 仕途波折
張九齡在開元六年（718年）春被召回了京城，啟程之際，好友王司馬親自將他護送到大庾嶺。抵達長安後，鑑於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古道上的傑出貢獻，他被授予左補闕之職，並負責主持吏部選拔人才的工作。張九齡的才華與公正逐漸贏得了同僚們的廣泛認可，在隨後的幾年裡，他參與了多次吏部考試的人才評定工作，均以公平著稱，深得人心。
開元七年（719年），張九齡改任禮部員外郎；一直到開元八年（720年），他又升遷為司勳員外郎，繼續在官場穩步前進。而隨著張說於開元九年（721年）再度拜相，兩人之間深厚的友誼得以進一步加深。張說對張九齡寄予厚望，不僅因為兩人同姓，更在於他對張九齡出眾文才的認可。張說稱讚張九齡為“後出詞人之冠”，並提拔他擔任了中書舍人內供奉。儘管如此，張九齡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並對張說的一些決策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從而展現出了他辦事公允和遠見卓識的一面。
當唐玄宗決定東巡泰山進行封禪典禮時，張九齡提醒張說應謹慎選擇隨行官員，確保人選清正廉潔、德高望重，以免引起非議。然而，張說最終還是選擇了許多親信和低階官員隨行，這一決策果然引發了諸多不滿。同時，張九齡還曾警告張說要警惕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權力擴張，但張說並未重視他的建議，最終導致自己被宇文融彈劾，被迫罷免宰相職位的後果。
在這段動盪時期，張九齡雖也受到了牽連，但他並沒有因此沉淪。開元十一年（723年），他被任命為中書舍人，繼續在朝廷發揮重要的作用。即便後來因與張說的關係而遭遇調職，先是從太常少卿轉任冀州刺史，再到洪州都督，最後到桂州刺史及嶺南按察使等職位，但張九齡始終保持著積極的態度，致力於地方治理，並留下了《在郡懷秋》這樣充滿憂國憂民情懷的詩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開元十九年（731年）春天，張九齡從桂林出發順流而下巡視按察廣州，沿途所思所為無不反映出他對這片土地深深的愛意與責任感。儘管仕途多舛，張九齡卻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都在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三度入京，諫官本色
張九齡在開元十九年（731年）三月被召回京師，擢升為秘書少監，併兼任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他的文才和敏捷思維使他深得玄宗的倚重，尤其是奉旨代撰敕文時，往往對御而作，無需草稿，援筆立成，展現了非凡的才華。在他的文集中，為皇帝起草的敕文多達114篇，見證了他在這一時期的重要地位。隨後，張九齡兩次升任中書侍郎，於開元二十年（732年）二月轉為工部侍郎，併兼集賢院學士，八月又兼任知制誥。
儘管張九齡自稱已屆55歲高齡，多次請求歸鄉奉養老母，但唐玄宗對其極為重視，不僅未批准其請辭，還特別安排了他的弟弟張九皋和張九章就近封官，以便照顧母親。張九皋後來官至廣州都督兼五府節度經略使，張九章則成為嶺南節度使，均為統治嶺南的重要官員。
到了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張九齡升任檢校中書侍郎，同年十二月被授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國史，正式主理朝政。期間，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議，如在河南推行屯田、引水種稻等措施，以促進農業發展。他還堅決主張依法治國，面對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因副將安祿山討伐失敗而將其押送京城請求處置的情況，張九齡敏銳地察覺到安祿山的野心，力主按軍法處決安祿山以防後患。然而，唐玄宗並未採納此建議，最終釋放了安祿山，這一決策日後證明是極具爭議性的。
作為宰相，張九齡堅持“王道”治國理念，提倡保民育人、省刑罰、薄徵徭、扶持農桑，以及革新吏治、選賢擇能，這些施政方針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鞏固了中央集權，維護了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他敢於直言進諫，規勸玄宗居安思危，整頓朝綱，併成功阻止了武惠妃廢太子李瑛的陰謀，穩定了宮廷內部秩序。對於安祿山和李林甫等人的不軌行為，張九齡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反對。
然而，隨著李林甫等人勢力的增長，張九齡的政治生涯遭遇了挑戰。李林甫嫉妒張九齡受到皇帝賞識，不斷進讒言離間君臣關係，最終導致張九齡於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被調任為尚書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之職。即便如此，每當新宰相推薦公卿人選時，玄宗仍會問及是否有像張九齡那樣的德行與才能。此外，張九齡還因為舉薦的周子諒彈劾牛仙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