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困境，為了確保朝廷和皇室的穩定供給，李治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策：率領后妃、官員及隨從前往東都洛陽就食。自顯慶二年（657年）首次遷往洛陽開始，直至弘道元年（683年）他在洛陽逝世，在這長達二十六年半的時間裡，李治共有七次帶領朝廷前往洛陽就食，且駐留洛陽的時間幾乎佔據了其整個統治時期的一半。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反映了當時關中地區經濟地位的下降，也展示了洛陽作為備用政治中心的重要性，並間接促進了洛陽的發展。
調控物價應對經濟危機
在唐高宗李治統治期間，從7世紀70年代開始，唐朝遭遇了一系列嚴重的自然災害和經濟挑戰。咸亨元年（670年），穀物短缺情況尤為嚴重，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禁止釀酒以節約糧食資源。隨後的幾年裡，歉收、洪水、乾旱、蟲災以及饑饉接連不斷，對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永隆元年（680年），糧價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對這一危機，朝廷認為高物價是由於市場流通貨幣過多所致，因此決定大幅削減新幣鑄造，並加強對私鑄貨幣的打擊力度。同時，大量農民因不堪重負而逃離原籍，成為不登記、不納稅的流民，這對國家財政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儘管面臨這些嚴峻的經濟和財政挑戰，高宗仍然積極尋求解決方案。為控制物價，朝廷實施了多項有效措施，這些措施不僅在當時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其影響深遠，貫穿了整個唐朝。例如，在調露元年（679年），政府甚至用穀物交換私鑄的錢幣，以減少市場上非法貨幣的數量。
早在永徽六年（655年），京師便成立了常平署，作為調節市場價格的機構。當物資供應充足時，常平署會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商品；而在物資短缺時期，則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以此來穩定物價波動。這種機制後來被推廣到全國各州，設立了類似的糧倉，從而有效地緩解了物價浮動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然而，即使有這些努力，高宗去世時，經濟和財政危機仍未得到完全解決，留下了需要後繼者繼續應對的難題。
大搞水木工程建設
與此同時，唐高宗在位時也進行了大量土木工程建設，增加了民眾的勞役負擔。例如，在顯慶元年（656年），他下令重建隋煬帝時期的紫微宮正南門應天門；顯慶五年（660年），又在神都苑建造了宏偉的合璧宮。此外，龍朔三年（663年）對蓬萊宮（即大明宮）進行了大規模修繕，麟德二年（665年）在乾陽殿舊址上建成了新的乾元殿，並在洛陽建立了宿羽宮、高山宮和上陽宮等建築，這些宮殿無不以壯麗著稱。狄仁傑曾批評這些工程過於奢侈，耗費巨大。
這些舉措不僅反映了李治對於文化和宗教建設的重視，也體現了當時唐朝國力的雄厚。不過，大規模的建築工程和頻繁的宗教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武則天的影響
高宗同武則天是否為真愛，這事既複雜又充滿了爭議。歷史記錄往往側重於政治和社會的影響，而非個人情感。從現存的史料來看，他們的關係顯然是非常緊密的：李治對武則天有著高度的信任，並在她成為皇后之後逐漸賦予她更多的權力，最終讓她參與到了國家大事的決策中。這種信任與合作不僅加深了兩人之間的紐帶，也使得武則天能夠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影響力。
“鳳鳴朝陽”
永淳元年（682年），儘管國家面臨糧食短缺和外敵入侵的困境，高宗李治仍然決定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宮，意圖遍封五嶽以彰顯皇權。面對李善感的“當前國事艱難、民不聊生”的直言進諫，高宗並未改變其建設計劃。而李善感的這次勇敢勸諫打破了長達二十年無人敢直諫的局面，被時人譽為“鳳鳴朝陽”。
曾計劃遜位
上元三年（676年），高宗李治的健康狀況因風疾惡化而愈發不佳，他考慮退位，將朝政大權交予天后武則天攝政。這一決定引起了宰相郝處俊的擔憂，他向李治進諫說：“陛下為何打算親自將皇位傳給天后？這天下乃是高祖與太宗所奠定的基礎，並非陛下個人之私產。陛下應當謹守宗廟，確保皇位傳承於李氏子孫之中，絕不可輕易讓國於他人，尤其是皇后。”郝處俊的話語強調了維護李唐皇室血脈正統性的重要性。李治聽從了他的建議，放棄了遜位的想法。
得知此事後，武后採取行動鞏固自己的影響力。她召集了一批博學多才的文人學者，編纂了《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和《樂書》等著作，總計約一千餘卷。這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