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探望這位老臣。病榻上的房玄齡心繫國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對諸子說：
“如今國家太平，唯獨陛下對高句麗的東征不止，實為國之隱患。皇上盛怒之下決心已定，而臣下無人敢直言勸諫。我若知而不言，將帶著遺憾離開人世。”
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際，房玄齡仍不忘國家利益，他強撐病體上表進諫，懇請李世民以天下蒼生為重，停止對高句麗的征戰。李世民看到奏表後深受感動，對房玄齡兒媳高陽公主感嘆道：
“房公病入膏肓，卻還能憂慮國家大事，真是難得啊。”
為了滿足房玄齡的心願，李世民親臨其病床前握手訣別，並立即授予其子房遺愛右衛中郎將、房遺則中散大夫的官職，使他在有生之年見證了兒子們的榮耀。
然而，世事終難料。永徽三年（652年），房玄齡次子房遺愛及其妻高陽公主因涉嫌謀反被捕。房遺愛被處決，高陽公主被迫自盡，他們的子女也被流放到了嶺南地區。房玄齡的嗣子房遺直同樣未能遭倖免，被貶為銅陵尉。由於這場變故，房玄齡原本享有的配享太廟的殊榮也不得不停止。儘管如此，房玄齡一生的光輝事蹟和對國家的貢獻依然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令人銘記。
主要影響
房玄齡，作為初唐傑出的政治家和謀略家，在輔佐秦王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征戰四方的過程中，以其卓越的文采和高效的辦事能力著稱。據說，只要是在王府中需要撰寫的文書檄文，房玄齡往往能夠駐馬立成，言簡意賅，精準傳達意圖，展現出非凡的才華與效率。因此被選為“十八學士”之一，成為當時備受尊敬的知識精英。
當李世民登基成為皇帝后，房玄齡更是得到了重用，先後擔任了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司空等要職，成為了國家的核心決策者之一。他的政治生涯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不僅總攬百官事務，還積極參與到國家制度的制定與改革之中。例如，他主持修訂了律令、格敕，並監督編修國史，確保歷史記錄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此外，他還與魏徵合作修訂了唐代禮儀，以適應新的統治需求。
在用人方面，房玄齡秉持著開放包容的態度，不論出身貴賤，只根據個人才能授予相應的職位，這種做法極大地促進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和社會進步。他對工作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責任感，從不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奉獻於國家的發展建設中。
值得一提的是，房玄齡負責管理國史館，主導完成了《高祖實錄》、《太宗實錄》以及《晉書》等一系列重要史籍的編纂工作，這些成果不僅豐富了唐朝的文化寶庫，也為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正因為如此，後世將房玄齡與杜如晦並稱為“房杜”，視為理想的宰相典範，他們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發展的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