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門第取士的侷限性，高祖李淵沿用了隋朝創立的科舉制度，廣招人才，擴大統治基礎，並緩和社會矛盾。武德四年（621年），根據他的敕令，唐朝正式設立了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科目進行選士，標誌著唐朝開始透過科舉選拔人才。此外，李淵還在武德年間引入了制舉，更加重視儒學人才的選拔。為了補充科舉制度，還保留了漢魏六朝以來的薦舉制，確保更多型別的人才能夠得到任用。
寬簡刑罰，制定《武德律》
李淵還致力於改革法律，推行寬簡的刑罰政策，並制定了《武德律》，為唐朝初期的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這些措施不僅幫助鞏固了新建立的政權，也為後來唐朝的繁榮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還在太原起兵時，李淵就釋出了寬容的命令，吸引了許多受隋朝苛刻政策壓迫的百姓前來支援。成為皇帝以後，他在武德元年（618年）宣佈大赦天下，減輕了刑罰，並且在他統治期間經常實行大赦，儘量對人民從寬處理。李淵認為隋朝的法律越來越嚴格，因此登基後，他命令裴寂和劉文靜等人基於隋朝開皇時期的法律進行改革，刪減了隋煬帝時期增加的繁重法令，旨在制定更為寬鬆簡明的法律。後來，他又指派裴寂和蕭瑀等人編寫新的法律條文，主要參考了開皇時期的法律。
到武德七年（624年）五月，李淵頒佈了《頒定科律詔》，正式實施新修訂的武德律。這些法律雖然在結構上與隋朝開皇律相似，但更注重簡化和適應當時的需要，修正了不合理的部分，力求精簡扼要。武德律不僅為唐代後續的法律編纂如貞觀律、永徽律等奠定了基礎，也對中國後世及周邊國家的法律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統一戰爭
唐朝建立之初，李淵為了儘快平定各地的叛亂，實現全國統一，大力集結軍隊並強化軍事準備。他沿用了北朝以來的“兵農合一”制度，即府兵制，讓農民在和平時期耕種，在戰時成為士兵。
當時，許多地區仍然處於分裂狀態，農民起義軍和隋朝殘餘勢力在各地割據。在長安穩定下來後，李淵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統一戰爭。他和兒子李世民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對於農民起義軍領袖和其他割據勢力，要麼招降，要麼透過武力征服。他們先後擊敗了薛舉和薛仁杲父子、河西的李軌、北方的劉武周，並在中原地區戰勝了王世充和竇建德，以及南方的蕭銑。
此外，他們還成功招降了杜伏威。最終，在貞觀二年（628年），唐朝消滅了梁師都，實現了中國的重新統一。
勸課農桑，厲行節儉
隋末的頻繁戰亂導致農田荒廢，百姓生活困苦。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高祖李淵在統一全國後釋出了《勸農詔》，鼓勵地方官員積極引導民眾努力耕作，不要錯過農時。唐政府隨後推出多項政策來支援農業，比如減少勞役和賦稅，禁止不必要的屠宰和釀酒，以提倡節儉，避免浪費寶貴的資源，如耕牛。李淵還以身作則，推行節儉政策。減少了朝廷的開支，整頓了寺廟和道觀，避免這些機構因規模過大、人員過多而造成資源浪費。鑑於隋煬帝過度建設離宮別館，並大量徵召民女入宮，李淵下令關閉多餘的宮殿，釋放宮女回到家人身邊。這些措施讓唐朝初期社會經濟逐漸復甦和發展。
服役制度與幣制改革
在李淵統治期間，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他在賦役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改革。他主要繼承並發展了北魏的均田制，並引入了租庸調製。武德七年（624年），正式在全國推行這套新制度。租庸調製是一種根據人口和土地來徵稅的系統，它規定農民需向國家繳納一定量的糧食（租）、布匹（調），以及提供勞役或以錢代役（庸）。這種制度不僅為政府提供了穩定的稅收來源，還幫助促進了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因為它確保了每個人都有份地可以耕種，從而維持生計。
此外，在貨幣改革方面，唐初仍然使用漢代的五銖錢。然而，為了整頓混亂的幣制，李淵在武德四年（621年）廢除了隋朝的錢幣，開始鑄造新的“開元通寶”。這款新錢幣設計合理，重量適中，廣受民眾歡迎，使得交易更加便利。開元通寶不僅在貞觀年間繼續被使用，即便到了高宗時期短暫改鑄後也再次迴歸。這枚錢幣的出現，確保了唐代貨幣的統一與穩定，併成為了後來各朝銅錢鑄造的標準。透過這些改革措施，高祖為唐朝初期的社會經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與宗教方面
唐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李淵深刻意識到儒家思想中“仁、義、禮、智、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