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帝制中樞的侷限，但唐之後的中原王朝不再著力於對外擴張確是事實，主要是受制於帝制本身的侷限。
帝制本身的侷限決定了在疆域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會逐步放棄對外擴張，帝制的僵化則會導致國家陷入封閉。
由宋代開始，帝制開始與社會發展出現了脫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在於私營工商業所佔經濟份額大幅度超越了官營工商業。
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小農經濟社會環境的流動性增大，社會的活性增大，帝制政體所依靠的社會經濟環境會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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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初的政治架構，明代的帝制結構走向了進一步的集權化，開始出現不適應帝制結構傾向的經濟環境與日益加強的封建帝制之間開始形成對立關係。
帝制的政治體制要求政治體制保持極端的統一穩固，明帝國最大的影響在於重構帝制的同時，將帝制的集權化加強到了最強。
所以帝制王朝始終會對任何可能打破靜態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殺無法有效掌控的新興社會生產部門。
明代的海禁就是這一點的典型體現，沿海私人貿易作為新興的經濟部門無法被帝制王朝充分掌握，於是乎便加以打擊，乾脆海禁。
當經濟基礎剛剛發生變動，僵化的上層建築往往並不會主動調節改變自身的中樞結構，而是會去試圖限制經濟基礎的變革。
華夏古代帝制這個神經中樞受限於自身的侷限，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則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經主宰漢唐帝國的對外擴張，最終在明清的時代變遷當中逐漸腐朽。
小農經濟基礎決定了古代帝制政體本身存在的侷限。
唐的疆域和綜合國力已經是君主專制這種制度所能支撐的極限了，自唐中期之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商業在華夏經濟地位的提升，導致君主專制不適應這個國家了。
宋元明清時華夏表現出的內卷和衰退，其實是君主專制強行適應華夏的經濟潛力導致的結果。
政府的財政主要來源是稅收，而農業帝國的專制君主，收稅能力還是利用稅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國家稍微大一點兒就得需要個代理人來替他收稅，代理人多一點兒貪汙就管不過來了。
所以，龐大的帝國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稅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來。
而人口少資源貧瘠的地方，雖然殖民開發的潛力是有，但這筆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為回報根本進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勢力倒是願意投資，但是中央不允許，因為君主專制的前提是有實力壓制臣子，像諾曼底公爵那樣地盤擴張的比君主還大，不造反就沒天理了。
唐帝國就是走到了這個砍兒上，國家越來越富裕，地方勢力就越來越強，君主相對的實力就受到了挑戰。
要想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國家的絕大多數軍隊，而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錢。
這樣的財富絕對不是那種粗放的稅收制度和皇家直屬領地的稅收可以滿足的，政府想要更有錢，靠農業是不行的，得靠商業。
貿易帶來的利潤能產生巨大財富，大的能支撐一個小國供養大規模職業軍隊在世界擴張，而且擴張殖民對商業的益處既直接又迅速。
一個殖民點的商業利益可以讓擴張的投資迅速回本。
其實自唐以來，華夏的商業潛力已經顯現，而且成為了朝廷財政的重要來源。
但是，商業發展帶來的是商人的崛起，而商人是封建君主無法控制的一種勢力。
他們不被土地束縛，皇帝對國家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可以威懾地主卻嚇唬不了商人。
而皇權的支柱軍隊是靠錢養活的，商人的強項就是有錢。
所以商人階層的崛起必然形成對皇權的有力挑戰，最終會演變為商人階層聯手對皇權提出限制甚至推翻皇權，一如西方國家現實發生的那樣。
西方新興國家就是憑藉商業貿易的財富迅速擴張為世界性帝國。
所以獨裁君主不但要限制軍閥，也得限制富商。
華夏君主制要穩定，君主就必須是國家最大的軍閥，最大的富商，這才是重農抑商的主要原因。
君主當然無法保證自己是國家最有軍事能力和經商能力的天才，不過他卻可以把所有比自己軍事能力和商業能力強的人弄死…
這就是宋代之後華夏的狀態，因為君主專制這個大前提擺在那，為了保障這個前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