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頭鷹的強大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一點值得自己學習，就是它講經濟，一心一意搞經濟，二百年不動搖。
對政府的不信任，是白頭鷹的祖先們從英國來的時候就隨船帶來的，世世代代植根於白頭鷹人的血液之中，已根深蒂固。
其頑固程度，比二百年“堅持講經濟”還難以動搖。
所以，白頭鷹的特點，宏觀上是“講經濟”，因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微觀上是“重市場”，因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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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講政治外交軍事，因為不好算、不划算；不重政府，因為不愛算、不合算。
一句話，這個務實的民族，一切都要算算帳，算成本、算收益，划算則為，不划算則不為。
上至治國，下至經營，首先要過算帳這一關。
算天算地、精打細算的結果，才有了今日白頭鷹的強大。
用“過日子”的方式治國，要學白頭鷹。
從根本上講，是因為這個國家愛算帳，會算帳，凡事都要算一算成本和收益，劃不划算。
成本低、收益高者，划算，則為也；成本高、收益低者，不划算，則不為也。
講經濟、重市場，是因為好計算。
不講政治、外交、軍事是因為不划算或根本算不清楚。
很多搞政治的、搞外交的、搞軍事的、搞文化的，他們如何算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的成本與收益，結果很難算清楚。
軍事價效比是沒法算的，但收益也有個粗線條的、相對客觀的標準。一看能不能唬住人（威懾），二看能不能打得贏。
在和平年代，主要是看能不能唬住人，因為沒有多少真打的機會，除非自己有病，非要去作死露怯。
既唬不住人，又打不贏，軍事的收益就是個零，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就是個賠錢的買賣，而且投入越多，賠得越慘。
比如毛熊沒打小克的時候，毛熊不僅唬住了所有人，還被捧為外交、軍事的楷模，一堆人和國爭相效尤，崇拜得五體投地。
外交的價效比，是比較難算的。但收益，至少有個粗線條的、相對客觀的標準，就是這個國家的國際環境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朋友多了還是少了，國民和企業在外是更受歡迎了還是更被厭惡了。
外交者，交也。交友也，非交惡也，否則的話，就該改名叫外惡部了。
錢花了，國際環境卻惡化了，你再怎麼辯解，這錢也是賠了，不如不花；花得越多，賠得越多。外交的帳，要這樣算。
當然南宋也講經濟，可惜成本控制不好，三冗把它拖垮了。
到了明朝就講政治不講經濟，後邊連軍餉都發不出，經濟問題一定要重視起來，之乎者也搞不了經濟，也搞不明白經濟。
可惜啊，這個時代的讀書人只顧埋頭讀之乎者也，沒心思去認真體察社會。
他們認為財富不在民則在官，顯然嚴重脫離了生活生產實際。
誰說階級對立發生在官和民之間?階級對立，永遠發生在食利者和勞動者之間，放在南宋，就是在地主和農民之間。
後來南宋的陸游，對此就發表過不同意見:
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併，或在老釋。
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
以司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於當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他純粹是對社會的認知水平不足，屬於典型的，脫離了生產生活實際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到了明朝，依然有很多人用這樣錯誤的階級觀點看待問題，比如在討論財產稅等問題時，他們認為官家不會刀自己。
其實在皇帝眼裡，地主一樣是韭菜，說嘉靖不敢對沈一石動刀，不是笑話嗎?
以後的執政官不懂經濟就別來當官，光會之乎者也的去當老師去，不懂經濟建設，地方怎麼發展？你治下的百姓如何富裕？
後世總結巨大的財富增長，確實是工業革命之後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業革命是怎麼來的?
是先有市場經濟，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對利潤的追求，促使手工廠主改進機器裝置，於是才有了工業革命和工業化。
也就是說，市場交易，才是真正的，財富增長的法門，連工業化本身，都是市場交易的結果。
亞當·斯密所觀察到的，就是這樣的現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