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的合法性。
同時又由於缺乏制衡力量，行為往往不受阻礙，所以一旦遇到個能力不咋樣又喜歡折騰的主，容易玩崩了。
對於官員而言，位置是靠自己努力上來的，而位置是有效期的，又不能遺傳給後代。
不趁著在位的時候撈點，實在對不起自己的寒窗苦讀，同時又由於自己的位置來源於上面，只要自己的事情做的能讓皇帝滿意就行了，至於下面的反饋，不重要。
靠著迎合上意撈好處才是正道。
對於民眾而言，因為法律的限制，很多人一輩子被限制在土地上，種地交糧是畢生使命，加上農業是看天吃飯的，一輩子也就在溫飽間掙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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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你想幹點別的，你得問問你的存糧答不答應，當地的地方官答不答應。
而對於社會整體而言，獎勵位置的篩選異化了社會的發展方向。因為一方面社會精英都在博取位置（功名）的道路上競爭內卷，沒有別的出路。
至於邢承恩想要的發展社會和技術發展，那真的都是奇淫技巧，傻子才專研那玩意。
另一方面即便有體制外的精英發明瞭啥技術，也會因為朝廷求穩的心態給拋棄掉，得不到傳播和發展。
因為我看中的是保住我的位置，你那些改善老百姓生活的東西跟我有什麼關係？
於是，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停滯不前。
生產力得不到發展的情況下，而又由於統治集團缺乏制衡力量，所以社會的財富朝著上層轉移是必然發生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資源財富就會出現嚴重的結構問題。
能用於生產的資源越來越少，躺在官員倉庫的越來越多，至此，社會發展必然走向通縮。
最終就等著某一個事件引爆，然後系統重置。然後週而復始。
專制集權的體制從誕生起就是一個必然走向通縮的社會模型系統，缺乏外部輸血的情況下，自爆只是時間問題。
生產力停滯不前，而又動不動自爆，這樣一個極其不穩定的社會，無法形成積累，抹殺了社會多樣性的發展可能，更無法產生量變產生質變。
所以中國從秦到清的歷史，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頻繁地改朝換代。
秦制的規律是，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機開機，開始總會執行得比較順暢。
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會出現盛世，然而幾代之後，就會腐敗混亂，官逼民反，各種危機爆發，導致大一統郡縣制王朝經常出現系統崩潰，不得不重新啟動。
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開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樣的歷程。
這個遊戲我們樂此不疲地玩了兩千年，所以留下一套史書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
所以，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尋找自己統治的漏洞，加以修補。
皇帝碾碎了一切可以挑戰他的力量，將貴族改為技術官僚，將基層百姓改組為原子化的自耕農集團，對農民之外的工商業者實行嚴格管制。
皇帝制度徹底消滅了貴族制度，貴族全部降格為官僚，其人格尊嚴與創新意識都遠遜於貴族時代，士大夫精神淪落為官僚習氣。
官僚集團既然只是皇帝的工具，那麼皇帝自然就成為承擔最終責任的那個人，開始直面千千萬萬的平民。
從好的方面講，皇帝將自己與每一個平民捆綁在一起，也就是我所謂皇權的根基在農民。
但從壞的方面講，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皇帝接管了最廣大的基層，那麼就得有治理基層的本事，否則，就會被屌絲的力量反噬。
官僚系統的腐敗和低效化就像癌症一樣無法醫治。
好的監察機制仍在探索階段，分權制衡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這與皇權日益集中的歷史大勢又相違背，分權只能在皇權達於鼎盛時才可以，皇權孱弱，則無權可分。
對自耕農經濟的過渡依賴扼殺了工商業和社會活力。
皇帝締造了一個沒有貴族的國家，雖然他本意是消滅武力和權力上的貴族，但資本上的貴族，知識上的貴族，技術上的貴族也被一併消滅了。
而穩定的農耕經濟只需要幾代人就達到了帝國所能供養和管理的人口上限。
帝國墮入人口陷阱，成了一個憂心忡忡的皇帝+瞞上欺下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