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編修孫嘉淦，在李言繼位沒幾天，年屆不惑的孫嘉淦給新皇帝上書，勸誡三件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還提出了新朝銅錢裡的鑄錢弊端，李言賞識其敢言直諫，提升他為國子監司業，相當於最高學府的教務長。
李言想著孫嘉淦年輕有為，和自己同齡，是諫臣也是能臣，更是難得的清官。
查貪官、平冤獄、整修河道、調和民族矛盾，辦過許多出色的事。一生當過兵部、吏部、刑部、工部“四部尚書“，還當過直隸、湖廣兩任總督。最後死的時候是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
如此能臣，等歷練幾年便將他放到都察院任為左都御史，專管監察
就這樣，滿人多半治軍，漢人多半治國，滿漢制衡，天下就可保持安穩！
改革從古自今都是一件番天覆地的大事，不可兒戲視之，涉及到漢人利益的時候，用滿人壓著，而整頓旗務的時候，再用漢人鎮著；
動地方的時候，就要按撫京城，動京城的時候，一定要地方安寧；
重新整理吏治整頓貪腐的時候，也是如此，動文官的時候，就要穩住軍隊，整頓軍隊的時候，就要朝堂一心。
甚至還要更仔細的劃分步聚，不能急...
一步一步來，一塊做好了，再做下一塊，自己有的是時間，不能像原劇中老四那樣，只爭朝夕，滿人漢人京裡地方官場軍中，一塊兒來，搞得天下沸騰，舉世皆敵！
改革雖難，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大勢，孫子兵法言，善戰者，先勝而後求戰；不善戰者，先戰而後求勝！
簡單來說，就是善於打仗的人，總是在戰端開啟之前，在決定勝負的各項因素上，加以調節，增強自己力量，破壞敵方的力量。最後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再透過戰場上的具體形勢，將最後的勝利體現出來。
而不善於打仗的人，總是像賭徒一樣將勝負押在血肉相博的戰場上，企圖透過直接作戰，僥倖獲得勝利，殊不可取。
改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並不是從具體頒佈各項措施給地方施行的時候，也不是在朝中商議的時候，而是從李言決定改革的那一刻，戰鬥已經開始了。
李言要做的就在在大多數即得利益者還沒有意識的情況下，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改變朝堂局勢。
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名義，或者黨爭的藉口，在眾人還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溫水煮青蛙，一點點兒的將有可能支援改革的朝臣，稍無聲息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然後打擊消弱，有可能反對改革的即得利益臣子。
因為以這樣的名義反對的人最少，等到眾臣意識到自己是在為改革鋪路，等到朝堂中提請商議變革的時候，大局已定，改革派早已佔據了上風。
再由表現良好，提前釋放的老四等人提出改革，自己做壁上觀，以中立的名義，縱橫捭闔。自己就是那支左右天平的砝碼，只有在雙方最有可能達到一致的情況下，操控局勢的力量。
而不是親自上場平衡另一端，將身家性命交到別人手中的主要力量。
改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不是釋出政令的時候，也不是第一次提出在朝堂商議的時候；而是在李言登基的時候，或者說康熙決定立老四或老十為太子的時候，或許更早從第一次廢太子的時候，就已經在康熙的心裡開始醞釀了。
在康熙和老四老十的心裡，改革早就在施行了。
康熙最後選擇自己，或許就是看重了，自己比老四更能隱藏，處事更殺仗果決，而表面上又能交好諸皇子和群臣。
皇帝是不能得罪群臣的，否則，輕則換代，重則改朝...
康熙最後選擇自己繼位，放棄了老四，根本原因不在於老四的犯錯，還是在衡量全域性和個人能力之後的綜合考量。
說的直白點，康熙覺得李言是個老陰比，能對付得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即得利潤者。而老四有點太直了，狠勁是有了，就是不夠陰險。
李言也有些汗顏，和諸兄弟的爭鬥，十年前就勝了。
這十年不過是在和康熙鬥法罷了，斗的是陽謀大勢，兩人可以說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直到最後半年，康熙才僥倖勝了半籌，二人鬥了十年，而其它皇子，竟然都沒有察覺，不敗才怪了。
康熙是大清第一陰比，李言就是第二陰比！
李言真想對老爺子說一聲冤枉啊，第二陰的是鄔思道，自己只是苟了點而已。
另外有些貪生怕死...
總之，自己是皇帝，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