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等，我來炸開它。”米羅諾夫攔住保爾，從衣袋裡掏出一顆手榴彈。
排長齊加爾琴科一把奪過手榴彈，說：“快住手，瘋子！你怎麼啦，傻了嗎？鑰匙馬上就拿來。
砸不開，就用鑰匙開嘛！“這時人們用手槍把獄卒押到走廊上來了。
一群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人，歡樂得發狂，一下子擠滿了走廊。
保爾開啟又高又大的牢門，跑進了牢房。
“同志們，你們都自由了！我們是布瓊尼的隊伍，我們師把這個城市佔領了。”一個婦女眼淚汪汪地撲到保爾身上，抱著他嚎啕大哭起來，就像保爾是她的親兒子似的。
波蘭白軍在這座石頭牢房裡囚禁著五千零七十一名布林什維克，隨時準備把他們拉出去槍斃或絞死，另外還關押著二千名紅軍政治工作人員。現在他們都得救了。對於騎兵師的戰士們來說，這些人比任何戰利品，比任何勝仗都要寶貴。
而對於這七千多名革命者來說，漆黑的夜轉眼變成了陽光燦爛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個臉色黃得像檸檬的政治犯，歡天喜地地跑到保爾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廠的排字工人，叫薩穆伊爾·列赫爾。
保爾聽著薩穆伊爾的敘述，臉上蒙上了一層灰暗的陰影。
薩穆伊爾講到故鄉舍佩托夫卡發生的悲壯的流血事件。他的話像熔化了的鐵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爾的心上。
“一天夜裡，我們大夥一下子全給抓了起來，有個無恥的內奸出賣了我們。我們全部落到了憲兵隊的魔爪裡。保爾，他們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別人少吃點苦頭，因為剛打了幾下，我就昏死過去了，可別的同志身體比我結實。我們沒什麼再要隱瞞的。憲兵隊什麼都知道，比我們自己還清楚。我們乾的每一件事，他們都掌握了。
“我們中間混進了奸細，他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哪。保爾，有好些人你是認識的：瓦莉亞·勃魯扎克，縣城裡的羅莎·格麗茨曼，她還是個孩子呢，才十七歲，是個多好的姑娘啊，一對眼睛總是那麼信賴別人。還有薩沙·本沙夫特，你大概還記得，他也是我們廠的排字工，小夥子成天樂呵呵的，常拿老闆畫漫畫。另外還有兩個中學生：諾沃謝利斯基和圖日茨。這幾個人你都認識。其餘的人是縣城和鎮上抓來的。一共二十九個，當中有六個女的。大夥都受盡了極其野蠻的折磨。瓦莉亞和羅莎第一天就被強姦了。那幫畜生，誰樂意怎麼幹，就怎麼幹，把她們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從這以後，羅莎就說起胡話來，過了幾天，就完全瘋了。
“那幫野獸不相信她真瘋，說她是假裝的，每次提審都打她一頓。後來拉出去槍斃的時候，她都沒人樣了。臉給打成了紫黑色，兩隻眼直瞪瞪地發呆，完全像個老太婆。
“瓦莉亞·勃魯扎克直到最後一分鐘表現都很好。他們死得都像真正的戰士。我不知道，他們打哪兒來的那股力量。保爾，要把他們死難的情況全說出來，難道可能嗎？不可能。他們死得真慘！沒法用言語形容……瓦莉亞的案情最重，她負責跟波軍司令部的報務員聯絡，還經常到縣裡做聯絡工作。抓她的時候，又搜出了兩顆手榴彈和一支勃朗寧手槍。手榴彈就是那個奸細給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給她安上蓄謀炸燬波軍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爾，臨刑那幾天的情景我真不願意講。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說說。軍事法庭判處瓦莉亞和另外兩個同志絞刑，其他同志全部槍決。
“我們原先在波蘭士兵當中做過策反工作，這些士兵也受到了審判，比我們早兩天。
“一個年輕的班長，叫斯涅古爾科，是個報務員，戰前在洛濟當過電工。他被判處槍決，罪名是背叛祖國和在士兵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他沒有要求赦免，判決後二十四小時，就給他們殺害了。
“他們傳瓦莉亞到法庭上去作證。她回來跟我們說，斯涅古爾科承認他進行過共產主義宣傳，但是斷然否認他背叛祖國。他說：'我的祖國是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的，我是波蘭共產黨黨員。我當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幫助那些跟我一樣被你們趕到前線計程車兵睜開眼睛。你們可以為了這個絞死我，但是我從來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而且永遠都不會背叛。只是我的祖國跟你們的不同。你們的祖國是地主貴族的，我的祖國是工人農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國一定會成為一個工農大眾的國家，而在我的這個祖國裡，決不會有人說我是叛徒。'”判決以後，我們就都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