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我們變得更加堅強，從實際工作中也學到了更多的東西。在戰場上，我們學會了識別不同種類的燃料，也學會了區分炸的地方是被高效能榴彈還是被空心電荷彈打擊的。我們變得善於鑑別是由普通穿甲彈還是硬心穿甲彈打擊的彈孔，還學會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們創新和完善了操作流程，這使我們在實地的工作能像在實驗室一樣有效。你要問我們的秘密武器是什麼？其實很簡單，直尺、捲尺、鉛筆和相機。我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輪廓圖上標識出每個撞擊點的角度，給它們編上號，記下它是否打穿了盔甲以及它造成的具體損害，同時調查發現的情況也都從各個角度拍上照片。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裝甲車、反坦克連隊（也被稱為“坦克搜尋者”）的殘存者，以及運輸兵員裝甲車，還檢查了不同坦克軍需品的效力，最後作的損失評估分析涉及面很廣泛。然而，上述分析並不能說明我們調查研究涉及的其他目標，因為三天後戰爭就真正結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的小護航隊與數百名正向蘇伊士運河行進的埃及士兵不期而遇。我勇敢地拿過自己的步槍，並沒有意識到忘了把槍放置於安全模式，一顆子彈颼地從我的耳邊劃過。我們整個車隊來了個急剎車，車上的“博士”以為受到了埃及士兵的攻擊，迅速跳下車，尋找掩體。而正在逃命的埃及人以為他們受到了攻擊，也停了下來，並舉手投降。我用相機拍下了這一幕，作為我羞愧的紀念。
該部隊真正的成就是我們做到了在戰區進行快速研究。在數週之內我們檢查了大約三百五十輛坦克，其中一百輛在戰爭期間做了檢查，其餘的在戰爭勝利後檢查。我們往北到戈蘭高地參觀了一些坦克修理庫房，檢視那些曾遭受較為輕微的損傷的盔甲。我們不想錯過任何完整的圖片。事實上，我們往返奔波於我們的國土，其現在的面積比戰爭以前要大4。5倍。當我們完成任務時，我們已經檢查了超過六百輛坦克，收集了綜合研究所需的資料。
回到總部，我被提名來編制材料。一群新的學術型人才被招募入伍，我從中挑選了兩人來幫助我。我們不得不整理材料，對其進行分析，並得出結論。這些新兵們注重細節，毫無怨言，工作做得非常不錯。在所有的材料整理和歸類後，我們寫了一個詳細的總結，附上照片，並印了五十冊，被界定為最高機密。我以為我們已經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這得留由我們上級決定。
1967年9月，在猶太新年的前夕，我們向總參謀部業務部門負責人埃澤爾·魏茨曼將軍遞交了最終的報告。魏茨曼將軍以愛搞惡作劇而為人熟知，他收下報告，把它放在自己頭上，頑皮地笑著說道：“我該怎麼利用它呢？用它作為一個太陽帽？”他不是唯一一個小看我們成果的人，相當多定期接收我們報告的作戰單元高官對我們的成果都持懷疑態度。一方面他們稱我們為天才，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結合實戰而進行的系統性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的結論剛好不符合他們的慣常做法，他們往往不會立即關注我們的這些報告。
埃澤爾·魏茨曼對於我們報告的反應也不例外，亞當·謝菲的著作也曾遭受同樣的命運。亞當是一名很有才華的軍官，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他一直在擺弄一個安裝在我們Linolex計算機上幾乎過時的文書處理程式，試圖創造類似對數表的東西，透過對結果的程式設計，他得到了一個非常準確的計算機化的射擊範圍圖。利用這樣的圖表，一個炮兵炮手能將相關資料輸入計算機，然後立即可以鎖定目標範圍並開火射擊。但當謝菲將這個研究成果遞交給他的炮兵部隊首領的時候，卻討了個沒趣。他們習慣於手工計算，對謝菲提出的概念嗤之以鼻。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如果他們選用了這項技術，他們就是在做拿普通金屬去換取黃金的好買賣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拒絕這項技術，直到最後其中一人真的進行了嘗試，一下子就見識了這項技術的優點，決定接受這項技術。亞當·謝菲絕妙的即興創作最終引領了野戰炮數字自動計算技術的發展（FADAC），現在這是以色列國防軍裝置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們的報告也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認可，作戰部門的某個重要人物在看到報告之後，意識到了它的真正價值，並將其以鉅額數目的價格賣給了德國部隊。只有這樣，在它受到了國外認可和讚美的情況下，以色列國防軍終於轉變了觀念，開始認真地對待我們的工作成果。當前，我們的報告已經被用作以色列國內和國際上的一種教學手冊。此外，退休的少將艾莫斯·霍雷夫最近告訴我，事實證明，報告對以色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