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感覺世界的主體，其世界感的變化牽連著時代和社會的律動。張潔風格形態的轉型無疑是這種律動的派生。
其實，那時候，她像許多人（特別是她那一代人），甚至像我們這個國家，已不太年輕。但是，渡盡“文革”劫波後受盡創傷的心，並沒有妨礙她像清純少女一樣用詩情和音樂編織希冀和童話。她是誠心誠意的，沒有一點矯情和造作。在她的筆下，偉壯神秘的大森林雖然幽禁著愚昧時代的殘酷，殘酷時代的罪孽，掩埋了亂世之秋被政治的屠刀宰殺的冤魂，卻沒有因此而扼斷那個叫孫長寧的“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明亮、質樸、優美的散文詩似的”笛聲。十年大劫，隔著生與死，在張潔的眼中並沒有帶來世界的毀滅和末日，卻彷彿那個慘死的音樂家梁老師優美而高尚的靈魂的一次涅（般木）。她以生者對死者遺業的繼承，張揚一種“對光明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的信奉，以美的靈魂對美的靈魂的培養昭示一種彌散著宗教情緒的永恆。她甚至傾心為那個從森林的血泊中走出去的孩子安排了足以告慰無辜亡靈的光明前景，讓他在新的黨中央的英明決定下意外地考取了音樂學院，努力使所有的人相信等待著他的是“一個美麗而晴朗的早晨——一個讓他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