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我和他談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過，只好睡覺；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著不停地在火爐旁寫日記。蕭明人很好，通情達理，終於放了我，從此便開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學習時，她的小腳得到了解放。這時，“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漁夫》，都德的《最後一課》。我被這些愛國的故事所感動，對新文學發生了莫大的興趣。”（《我是怎樣寫作的？》）從此，她最喜歡讀國文，每次作文課，她總是第一個交卷，而且比別人寫得長，寫得好。每次寒暑假，父親教她念四書、五經，給她講《史記》，但母親總是在她耳邊嘮叨出嫁的事，或講女人讀書無用，毫不心疼地侵佔她的寶貴光陰，要她繡花、紡紗，為此她曾暗暗悲傷，小小的心田已經埋下了苦悶的種子。
當她十三歲的時候，轉學到新化縣立女校。這個學校的國文教員特別提倡讀文言，但並不反對學生寫白話。她回憶說：“我讀小說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那時二哥在山西大學讀書，他寄來一本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集，我看了非常感到興趣，自己也很想學著寫，但是看了胡適論短篇小說，我又沒有勇氣下筆了。”
“五四”運動前後的學校，都很注重講演，那些思想解放、關心國家命運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講壇，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對人生、對社會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一次，謝冰瑩上臺後，一緊張，口吃起來，只說出了要講的題目，卻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