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中國透露出一絲光明。那時陳學昭是高小二年級學生，和同伴們上街遊行，反對賣國條約，宣傳抵制日貨。高小畢業後，虛報兩歲，考入南通縣立女子師範，並有幸認識了南通伶工學校校長、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受到他的關懷與幫助。1921年秋，回到發生鉅變的家，哥哥們一個個結了婚。她在《我的母親》中寫道：“自從南通回來之後，我不知不覺的心已經由離家遠行而受了一點小小的打擊，同時反顧家庭情形，則更茫然無措，簡直不知此後如何立足！而我的母親已由好端端的人，變為不能自由行動的殘廢者了！我已經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從此在家庭中是一隻戰戰兢兢的小綿羊，同時這種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時的感覺到，我是一個寄居寄食者，這家庭——苦的和樂的——也沒有我的分。行動既不能隨意隨便，言談也非有三分鐘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蘊藏著一個板起面孔的聖賢，含著敵意似的對抗著呢！從此我不能不裝起大人，好像風雨裡的夜寫，不再作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個呆板的，緘默的，寡言的人了。生的悲哀已徹透了我的心了！”十幾歲的少女，在這種境遇下，孤寂、敏感、倔強的個性日益形成。
社會的擠壓、家庭的隔閡，把她推出門外。唯一的慰藉是書和海。一頭鑽進書的世界，古典的、當代的、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都如飢似渴地讀，還常常一個人跑到堤岸上，望著無涯洶湧的大海，望著遠去的點點白帆，沉思遐想。她多麼渴望作一個自由翱翔的漂泊者。
為了早一點畢業，�